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产生了与二者皆不同的第三种东西——即奴隶国家。——希莱尔·贝洛克《奴隶国家》（1913年，1927年第二版，第14页）
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对更多自由的允诺使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受到引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他们受到蒙蔽不能看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并常常使社会主义者得以僭用旧有的自由党派的名字
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附属物，而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马克思•伊斯门《斯大林的俄国与社会主义的危机》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深信不疑，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纲领的实现将意味着自由毁灭的话，他们是会回头的……我们仍然能听到诸如“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类词语矛盾的说法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着。
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峙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走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
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
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弗里德曼
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能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政府和一个教条主义的多数民主的政府统治下，民主制度也许和最坏的独裁制度同样暴虐…..与其是独裁必然不可避免地消灭了自由，毋宁是计划导致独裁，因为独裁是强行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
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利，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在一个受指导的经济中，当局监视着人们所追求的各种目的，它肯定会运用它的权利协助某些目的的实现。
作为任何其他自由的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和权力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形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对“经济与政治的人为分离”的共同责难，以及他们对政治支配经济的共同要求，突出地说明了自由制度和全面计划制度的对立。
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下终其一生。
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富兰克林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阿克顿勋爵
一切温驯的和易受骗的人的人，没有自己的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那些其思想模糊、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
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在实际上被排斥于更受人尊敬的职业之外的集团。一个异族只准从事这些不大体面的行业……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系同出于这个事实。
人道主义的真正概念，因而也是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的真正概念，完全都是人的个人主义观点的产物，而在集体主义思想体系中，它们是没有地位的。
承认了个人只不过是为所谓社会或国家这样较高的实体的目的而服务的工具，极权主义政体很多使我们害怕的特点便必定会接踵而至。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的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和不可避免的后果。
“要成为一个对极权主义国家的运行有用的助手，一个人单单接受那些为可耻行径而进行的巧言令色的辩护还是不够的；他自己还必须积极地准备破除他所知道的任 何一种道德的约束，如果这对达到为他们所设定的那个目标似乎是有必要的话……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
如果在极权主义国家人民所感受到的压迫，一般来说，远不如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所想象的那样厉害的话，这是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
斥责任何只为活动而活动，没有远大目标的人类行为，这是完全符合极权主义的整个精神的。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是同样为纳粹党徒、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所痛恨的。每一个活动都必须有一个自觉的社会目标来证明它是正当的。
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倒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正是一切集体主义学说的谬论和它对“自觉的”控制或“自觉的”计划的要求，才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要求，即某个人的思想应支配一切。
迷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适应于包括道德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这是19世纪的一种认识。至于那些鼓吹这个学说的人是否真的信仰它，或他们是否只是想为他们内 心的情感披上一种科学威望的外衣……历史服从于科学的规律这一教条特别被主张专制权力的人所宣传——朱利思·本达《知识分子的背叛》
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这种决定在个人所重视的事物中应该为他人牺牲哪些事物的必要性，以及对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负责—这些才是任何名副其实的道德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