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邓小平时代》）已经出版有段时间，国内版有所删减。茶余饭后翻着看，结果没想到读这本书这么久才读了不到一半。作为一本传记，书中也许只提到邓小平在某个阶段一两句，但放大来看，很可能牵扯出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所以类似这种较为严谨的著作读起来着实令人吃力。
读这本书使我能够加深对邓的了解，能很好地知道邓小平的生平，虽然网上对此书褒贬不一，不过作为入门读物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976年文革十年浩劫终于结束，就在这一年，三个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相继去世，不过以前坊间传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中南海曾有鞭炮声。在书中，作者傅高义对长期以来周和毛实际存在的矛盾和分歧有如下描述：
“到1975年9月，周恩来的体重已经从过去稳定的130斤减少到近80斤。邓小平、叶剑英等亲密同事常去医院病房看望他，尽管他已经无法说话。1月5日他做最后一次手术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尽管毛泽东的体力要比周恩来好得多，却一次也没去医院看望过周。”
“周恩来走在毛泽东之前，这使得毛泽东得以左右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他试图借机抑制群众对周的悼念，对周一生的成就只给予了以党的标准而论尽可能低的评价。可是毛这些手段的效果适得其反。很多中国人非但不服气，反而为深得他们敬仰与爱戴的周恩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愤愤不平。”
“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三天前，毛不以为然地对他的警卫团团长汪东兴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他让机要秘书张玉凤简单解释说，他行动不便，无法出席（虽然短短几个星期后，他还有体力会见尼克松总统，会晤时间长达1小时40分）。他确实给周恩来送了一个花圈。”
在邓小平三起三落的过程中，邓小平虽然多次向毛泽东表忠心，拥护毛的立场和主张，但却从未对四人帮低头，所以“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兔子尾巴长不了的四人帮在最后时刻的表现愈发猖狂，四人帮及其狗腿子想在毛百年之后继续掌握中国的政局，“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试图摸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作为激进派的中坚力量，“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镇压示威群众的命令。但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么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四五运动时，四人帮主导下的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日，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作为当时北京军区卫戍部队的负责人，“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后来追查，又陆续逮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清场之后街上留下一些血迹”。看来血腥清场并非鲁迅笔下的段祺瑞执政府所独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长久以来，公开的论调都把文革的罪过归结到四人帮的身上，但仍然有一部分人清楚地知道毛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1976年5月，叶帅的至交之一王震将军去西山军区大院叶剑英的住处看望叶。王震提出了如何对待‘四人帮’的问题。当时还很少有人敢于说出很多人的心里话：其实‘四人帮’本是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等到了1978年11月19日，“复刊不久的共青团杂志《中国青年》被张贴在西单民主墙，其中有片文章写到：请大家扪心自问，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林彪能获得权利吗？请大家扪心自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叛徒？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能达到打倒邓小平的目的吗？”
“‘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作为四人帮里的魔头，“红都女皇”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记者洛葛仙妮·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毛泽东去世后，她曾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一条狗……清楚她来历的有教养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个专门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荡妇和不正当地发迹的二流戏子。”在毛泽东逝世后，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刚刚接过权力之杖，“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发动攻势，（1976年）10月4日迟群向江青发誓效忠，而当天的《光明日报》重点推出一篇书名“梁效”的文章（北大和清华一些激进派的笔名）——《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声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映射华国锋’，档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华国锋上台以后，由于他本人缺乏丰富的经验，不能很好地驾驭这艘“巨轮”，所以他只好沿着毛的路线继续执政，“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刊登社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复出的道路，也使参加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错案无法得到纠正”。
邓小平复出后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班子，发布了中共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论断“《理论动态》在1978年5月10日出了第60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已经酝酿了数月，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孙长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中央党校1977年秋季入学）数易其稿而完成”。
由于邓小平早年在法国的经历，他深知经过十年浩劫以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差距正在越拉越大，“从1978年3月9日到4月6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次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称为“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批判脱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使用的骂名，并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在此不再赘述，官方修史的资料里，赞美之词多如牛毛，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虽然改革开放其实是由华国锋启动的，但它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保留了华国锋的正式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继续担任华国锋的副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陈云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他却成了政治局常委。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第一书记。”
改革开放后国内的言论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1979年1月3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其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刚开始党内支持开放言路的声音还是主流，可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正像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所说的，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真的龙出现，他就害怕了”。于是邓小平决定对愈来愈“大胆”的群众讨论进行压制，“毛泽东在1957年发动“双百运动”后感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太过分，邓小平在1979年也觉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走过了头。然而他接受了毛在1957年进行反击的教训，他不想做出过度的反应，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
“在于光远看来，邓小平从12月中旬支持“民主墙”到三个月之后将其关闭，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而且为了确立他眼中“言论的边界”，于“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它不但为务虚会第二阶段定了调子，而且成为此后二十多年判断文章、书籍或电影在政治上是否违规的指导原则”
作为邓的手下，当时的“胡耀邦于4月3日在务虚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坚持思想基本原则的立场。但是，在务虚会第一阶段听过胡耀邦讲话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国家不会因为人们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尽管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于现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1987年决定讲胡耀邦撤职”。
在文革期间，一直是激进派把持的中国政府不断向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观念（包括支持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1963年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后，马来人害怕拥有强大政党的华人可能主导他们的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口的75%是华人，当时仍是马来西亚一部分的新加坡在1965年遭到遗弃，被迫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了争取东南亚各国对中越即将发生军事摩擦的支持和理解，邓小平还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进行了深入交谈。1989年6月，华国锋在六中全会上被正式撤职的同时，中国终于关闭了秘密电台“马来西亚革命之声”。
自从邓小平访日之后，从1979年到2007年，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会（OECF）向中国提供的贷款远多于它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贷款，总计达到2.54万亿日元（按2007年汇率约合250亿美元）。池田勇人首相在1960年代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了邓小平要求工农业产值在20年内翻两番的动力。同样是基于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和越南联合对付中国的企图。邓小平决定继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尽快把中美关系也推上正规，以便能腾出手来准备教训越南。中美建交之前的谈判，卡特总统在1978年6月13日收到万斯的这份备忘录（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后，在上面亲笔批示：“走漏风声会使全部努力毁于一旦。我们应当严格控制来往电报和谈判信息……避免就进展程度作出任何公开暗示。我不相信（1）国会，（2）白宫，（3）国务院，或（4）国防部能做到保密。”
现在我们的当代史里都清楚地不止一遍地重复着坚持什么主义、高举什么旗帜，其实在邓小平未坐稳第一把交椅之前，很多军人拥护华国锋，不是因为他本人的成就，而是因为毛泽东选定了他，因为他们认为华国锋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城市精英更倾向于批评毛泽东，但农村人普遍更愿意接受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农村的军人尤其喜欢农村的集体制度，因为它给军属提供特殊照顾。从1980年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这段邓小平主政时期，用西方的话说，邓小平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胡耀邦和赵紫阳则是他手下分别担任党、政两大部门的执行总裁。
继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全会（五中全会）可以视为邓小平领导的班子的起点，胡耀邦和赵紫阳将在会上当选要职，华国锋的四个主要支持者——汪东兴、伍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将离开政治局。邓小平还打算在这次全会上为刘少奇正式恢复名誉。
在11月10日至12月5日（1980年）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是否免去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均为主席这两个主要职务，成了争议最大的问题。当时辩论的内容十分敏感，以至于党史研究者在30年之后仍无缘看到大部分纪录。作为毛泽东去世之后，与毛指定的继任者华国锋一起除掉四人帮的关键人物，叶剑英已经年迈，他不但从未表现出任何个人野心，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愿插手日常事务。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党的干部认为的那样，叶帅担心邓小平可能变得过于专断，举止越来越像毛泽东，所以他想以保留华国锋作为限制邓小平的权力、促进党内民主的手段。果不其然，在九年之后，邓小平的自持无恐和专断终于酿成血案……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世时都是大权在握，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完全地去斯大林化，在中国，四人帮猖狂时也同样指责被毛暂且撇开的邓小平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然而邓小平在上位不久就完成了对毛的一生“功大于过”的历史论断，摆脱了之前被人扣上的帽子。后来对各自国家的的改革过程中，在邓小平看来，戈巴卓夫（戈尔巴乔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两个曾经亲密并肩作战过也红过脸动过手的国家，从此走上不同的改革之路。
在中国经济长期低迷的年代里，政府把计划生育定位为基本国策之一，试图通过减少人口来减轻经济增长、粮食紧缺和土地供应的压力。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实行如此严厉的节育政策。吊诡的是，毛泽东在城乡建立的强大基层制度，变成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武器，而计划生育是受到毛泽东强烈反对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包产到户仍然被认为是走资派的行为，作为在地方上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的一把手，1978年11月受到陈永贵的批评时，素以敢做敢为著称的万里回答说：“你说自己是从大寨经验出发，我看大寨不过是个极左典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别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我也不把我的观点强加于你。谁对谁错，咱们不妨走着瞧。”
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八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七人，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于是，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干部正式同意了个体户可以雇佣七名以下的员工。
随着经济活力的复苏，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渐渐意识到价格双轨制正是腐败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出。因此，结束国家计划价格将可以消除腐败的根源。但是由于操之过急，导致下一年经济严重受挫，通胀压力变大，民众不满。再加上陈云等保守派的进攻，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作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然而，朱镕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经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镕基设法避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中英两国就香港在1997年之后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展开讨论之际（当时的副外长周南曾经撰文回忆过香港回归谈判的详细过程，在《青年文摘》上刊登过），中央需要一个得力的人到香港，加深中央与香港的关系，由于之前在江苏的经济改革中政绩卓著，1983年4月胡耀邦通知许家屯要把他调到香港全面负责大陆与香港的关系，为1997年的过渡做准备。1983年6月30日，中英第一轮谈判结束后不久，许家屯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并被派往香港工作。许家屯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他以这身份出席公开场合，但他的权力却来自于他的中共港澳事务委员会书记一职，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中央决定用十几年的时间培养能够接管港督的香港本地人，并且中英两国就香港在1997年之后的法律制度展开探讨，着手制定香港的《基本法》，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在北京领导人看来，“一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
后来，胡耀邦向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胞兄）列出了北京欢迎达赖回来的具体条件：他要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但可以访问西藏；他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主席。藏人知道接受这些条件可以使达赖喇嘛得到荣誉地位和一定的宗教自由，但政治权力仍牢牢掌握在汉人手中，因此他们拒绝了。然而在传媒牢牢控制在中宣部，意识形态单一的上个世纪，通过中共宣传工具（比如中央电视台和日人民报）了解西藏的中国汉族民众则相信，中国政府已经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援助，西藏人却不知感恩。但其实藏人和汉人都很清楚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对外部市场的开放以及对西藏的经济援助给西藏带来的长期后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独立性的衰落。从此，藏人的社会生活告别了封闭，将越来越依赖于内地的汉人社会。
在经济开始腾飞的过程中，官员的腐败和开始拉大的贫富差距逐步激化着社会矛盾，邓小平认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少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将不可能彻底（该观点在温家宝总理换届离任前再次被重复强调）。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放开言论，已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继在军队中成立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来安顿那些曾经在抗战中立过战功的老干部们，邓小平也在经济方面成立了一个中顾委，把那些不愿意放权的老干部们安顿在这个有名无实的过渡组织内。赵紫阳说，在1980年代，他和胡耀邦虽说是总书记，其实只是大秘书，因为在这十年里其实权一直掌握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六人小组”（薄一波、彭真、邓颖超、宋任穷、杨尚昆和王震）手里。
“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胡乔木、邓力群和邓小平在整个1980年代用来批评那些他们认为过分迷恋西方自由的领导人的概念。
由于有胡耀邦和一些支持进一步放开言论的干部们作支持，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大胆的作家们选出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批评过的、1930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说家巴金担任作协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过去的右派、也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敢言批评者之一刘宾雁当选副主席。时隔一年，1986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克思总统及其妻子艾美黛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学生示威，中国电视上的这些新闻也点燃了中国学生的抗议运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们和党内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1986年11月18日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方励之回应说，万里当副总理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无权决定允许多少民主。于是党内保守派的反击开始了，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叫来，宣布必须结束对学生运动的宽容态度。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西乡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到了。在未经过正常程序，仅仅是一个“党内生活会”就把胡耀邦定了调，解除了他总书记的职务，鲜为人知的是赵紫阳在这场对胡耀邦的批评会上也对胡“落井下石”，即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The Prisoner of the State》，繁体中文版译为《改革历程》）对此做了辩解。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1987年1月6日发给全党的一号文件的内容却是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1月19日中央印发三号文件，列举了接触胡耀邦职务的原因，并附有胡耀邦本人的检讨摘要。同时受到胡保护的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水被开除出党；朱厚泽也被撤消了中宣部部长一职。
后来在1989年4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于4月15日凌晨猝然去世。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举世瞩目之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群众对于受他们爱戴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儿义愤填膺。示威活动是对邓小平无意促进民主和没有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含蓄批评。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邓小平身居幕后，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是最终的决策者。机关干部、国企员工、学生、知识分子等等有着各自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都在这是汇聚成了对自由民主的呼声。他们要求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直到24年后的今天，对于国内的十几亿百姓来讲，仍然是一种看不到头的奢望……但是，当4月18日大批学生冲破警察的封锁线时候，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的理想让步。就在这一天，是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
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把军权交给江泽民，宣布退休的同一天，东德与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倒塌。12月25日，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被枪决，他们俩是东欧领导人中唯一下令军队向平民开枪的人，而八天前他下令向平民开枪时，在中国则被宣传为为保护社会主义制度对抗恐怖活动的人
在镇压后的20年里，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动乱”，然后改为“暴乱”，后来变成“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