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HK Series: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Chen Duxiu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普遍使用的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在写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都不提陈独秀，只提李大钊，有的效仿毛的做法，再加个鲁迅。讲建党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也不提陈独秀。
陈独秀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官方史料对此解释为“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错误的选择”。
萧克将军在建党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认为，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南陈北李”才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建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1981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毛在1945年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肯定了陈独秀启蒙和创建了党，在五四运动中为党准备了干部。这个定论使得后来不管是官方史料还是文学影视作品，都正面反应了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作为。后来学术界为陈独秀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汉奸”一事提出讨论和质疑，最后中宣部在1984年《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里终于明确该诬陷并非事实。
陈独秀因为1923年的两篇文章，认为民主革命后有可能会出现资产阶级掌权，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篇文章长期以来让他被定性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后来有了邓的“摸石头过河”论以后，2001年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及次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不再拿这个批评陈独秀。
1991年出版的毛选第二版，注释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非正式的为陈独秀领导的托派平了反，摘掉了“取消派”、“反革命”和“汉奸”的帽子。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次把陈独秀列了进去。
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深刻教训就是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才能胜利，不能由斯大林、苏联、联共中央、共产国际多重领导和指挥遥控。毛也持这一观点，否则就会变成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式的悲剧人物。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定的，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必须服从，几遍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苏联老大哥还在，所以这个帽子一直扣了很久。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提出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刘少奇和邓小平响应，在同年中共“八大”上提出防止中共党内的个人迷信问题，引起毛的警惕和不满。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知道共产党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的相关绝密档案陆续开放，1997年后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国内，1999年，杨奎松的文章《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全面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观念。随后在诸多学者和较为开明的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的推动下，1999年12月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之际、200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国内多部官方史学著作中，不再提陈独秀“违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传统错误说法，承认“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陈独秀的原配夫人高大众（大众为乳名，旧时女子一般只有姓氏，没有名字）属于传统上的旧时妇女（并非坊间传言的高晓岚，1907年高晓岚还在美国留学），他们的包办婚姻导致两个性格、思想、习惯、兴趣等迥异，差了不止一个世纪，这也是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后来陈独秀和小姨子高君曼好了，高大众也只能奉养老人、抚育子女、竭尽一个媳妇和母亲的责任，而在爱情和婚姻的世界里，她一生落寞，凄凉之至。
陈独秀北上赶考举人落第之后，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出版的《时务报》，从此开始宣传康、梁的维新主张，完成了一生思想上的第一次自觉地转变，或者是一次政治选择，他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拥护者。
陈独秀1901年自费留学日本，进入语言学校学习，入学后不久加入了“励志会”，后来受时局（戊戌变法、“勤王”起义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影响，思想左倾，退出“励志会”，1902年回国结社、办报。这些活动，标志着他一生中第二次重大转折：从“康党”转化为“乱党”（即革命党）。当时对在日中国留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张继、吴敬恒、刘光汉及其妻何震、苏曼殊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和鼓吹者。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前，人们最崇拜的不是马克思的学说，而是克鲁泡特金。
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上，内容十分广泛，却紧扣两个主题：政治上反帝爱国救亡；文化上宣传民主、科学。
1905年8月，结合国内十四省、代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的100多位革命党人在东京召开了同盟会成立大会。陈独秀从1905年8月开始结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把精力放到了办学和“岳王会”的事业中，陈独秀与同盟会的创建骨干很多都关系密切，但他本人一直没有参与同盟会。陈独秀与常恒芳、柏文蔚等人遍访原岳王会成员，重组岳王会，形成一个组织松散的帮会性质团体，后来很多骨干成员加入了更为激进和严正的同盟会。
1914年，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陈独秀襄助，合作了没几个月，俩人分道扬镳，后来章士钊出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参与了对1926年“三一八”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陈独秀因此表示要与他绝交。尽管如此，章士钊仍然仰慕陈独秀的学识和才干，在1932年陈独秀因反蒋抗日被捕后，章士钊自告奋勇要求为陈独秀做辩护律师。法庭上，俩人又上演了一出翻脸传奇，这个关系一直持续终生。
“二十一条”事件之后，人们意识到陈独秀之前发表在《甲寅杂志》第四期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话全部应验了，袁世凯政府是亡国的政府，“自觉心”开始排挤“爱国心”。在此期间，陈独秀认识和李大钊，二人以文会友，实现了在新文化运动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进行第一次大革命等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
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主要批判伦理革命，针对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部分（比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进行猛烈尖锐的攻击，他对儒家学说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进化时期的历史进步作用、反宗教鬼神思想、有教无类等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打到孔家店的只是针对孔子学说的消极面上（腐朽而顽固的封建传统），这是阻挠民主、科学精神传播的最大障碍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在这方面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对推动社会进步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以后，陈独秀应蔡元培邀请出任文科学长，在北大排名中位居蔡元培校长之后的第二位，当时的薪金领取簿上，蔡元培月薪600元，陈独秀300元，夏元瑮350元，李大钊120元，毛作为图书馆助理员8元。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出陈独秀、李大钊和毛的地位，后来者把顺序含糊颠倒，甚至有毛无陈，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亵渎。
在蔡元培和陈独秀之后，《新青年》杂志社搬往北京，从一人一刊，变成了一校一刊，作者群越来越壮大，吸纳了很多当时有名的学者加入北大任职，也加入《新青年》当作者，包括高一涵、胡适、周作人、鲁迅等。当时胡适还在美国没有完成毕业论文，就应陈独秀的邀请加入了《新青年》，二人以文学革命上一致的观点而成为挚友：摈弃八股文、古语，改讲白话文，改革并引领文学创作的新风尚，另外也有过于激进的废除汉语的提议，成为外界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口实（1927年以后钱玄同反省时，对早年的激烈言论颇多后悔）。他们的文章经过《新青年》刊出，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其中不乏很多守成者的反对，认为古文不当废。胡适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应蔡元培邀请加入北大，创办哲学研究所，自任主任，月薪280元。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胡适等人大力推动北京大学的改革，效仿欧美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等等。
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0年筹备组建共产党，新文化运动阵营分裂，《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后，胡适等人不写或很少给《新青年》投稿，陈独秀花了大力气向鲁迅催稿，鲁迅的五部小说发表在《新青年》上，另外还翻译了四部日本和俄国的小说，奠定了鲁迅在中国近代史文学史上文学巨匠的地位。
通过《新青年》杂志和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从身边的北大学生到全国广大青年，包括一部分海外留学生和中老年知识分子中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者，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大革命的开展，准备了充分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培育了一大批后来加入国共两党的高级干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陈独秀召集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周作人等，创刊《每周评论》，该杂志后来领导“五四”爱国运动的大旗，聚焦巴黎和会和德国侵占山东的问题，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文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犯。他还对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檄文，历数诸多罪状，动员社会各界游行示威，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散发，把五四运动从一般的爱国政治运动导向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之前一直不注意群众运动，，只靠少数人武装起义和地方军阀进行共和革命，收到五四运动的震撼，意识到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对新文化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19年7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会。8月，他提出成立“工读互助团”，把进步青年组成一个个十余人的小团体，在乡村实行一边种菜，一边读书和翻译外文书籍的“新生活”设想，然后又提出在城市中实行这个设想。该提议得到了很多青年的热烈响应，其中包括毛泽东、何孟雄、施存统、俞秀松、罗汉、李求实、缪伯英、刘伯庄等后来的中共早期骨干成员。因为他的这个设想是空想社会主义，所以太理想、太脱离实际，大概坚持了一年就失败了。陈独秀和这些青年随后逐步转向马列主义（准确说是列宁主义）。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马列主义阵营已经分裂成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前者执行马克思晚年的思想：通过议会斗争等和平手段，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者则坚持马克思早期的教条：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
毛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定了中共的建党思想来自俄国，而实际上从具体的接受途径来看，陈独秀等人最早接受列宁主义来自于日本，随后是美国。国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公认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捧李抑陈”，但他的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面，李大钊接受的是近似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即第二国际社会党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所以他为碗底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动力的观点。“捧李抑陈”的原因是李大钊过早离世，盖棺定论，对中共有功无害，而陈独秀的晚年成为中共的反对派。其实陈独秀应该是第一人。
在1920年陈独秀于上海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筹建中共时，有一个日本小组（施存统、周佛海）对筹建有特殊贡献，他们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谁注意着介绍马克主义的通俗文章及时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特别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因为施存统后来脱党、周福海后来成了汪伪政权的汉奸，所以国内很少有人研究过。俄国维经斯基到了上海以后，带来大量俄文版的共产主义理论及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经费，经费可以用来购买英文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杂志，代替补充了此前零散的日文资料。当时陈独秀等人懂俄文的基本没有，英文的拿来直接就可以翻译，更为便捷。
国内史学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传说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他们二人当初所谈的组党是在俄国人的策划下，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统一战线组织，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共成立前很早就在多省活动。
列宁与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专门从事支持、发动、帮助和组织各国的革命政党和活动，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所谓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关注在远东与俄国有漫长的边境线的中国的动向，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对俄友好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是“红色帝国主义”自保并向远东扩张行动的一部分。他们争取过吴佩孚，支持过孙中山、陈炯明、唐继尧等，陈独秀和后来的毛并不是他们的唯一人选。传统观点说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中国成立中共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京，经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把上海的陈独秀介绍给他们。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首先会见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由维经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书记，下设中国科、朝鲜科、日本科。俄方只求迅速建立一个队中国现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党，并要求可以容纳无政府主义者，而陈独秀则要求建立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双方有分歧。后来经过多次商讨，与共产国际的电报沟通，最终于8月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指导全国各省的建党活动。蔡元培和张申府11月赴欧，陈独秀叮嘱张申府到法国以后联系赵世炎，进行建党工作。后来张申府到了法国，与赵世炎、周恩来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在北大亲身经历了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返回湖南领导当地的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毛于1919年12月到达北京，向总统府、国务院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在这段时间，毛于陈独秀、李大钊等、邓中夏、罗章龙等密切联系，开始较为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到上海于陈独秀交谈并看过陈独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后，加深了认识，开始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的矛盾冲突起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体现在《新青年》的办报思路争执、《每周评论》的立场上。但他们之间政治思想上的对立，并不影响二人的友谊，这种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古道热肠，是20世纪20-40年代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认识和改造世界问题上，世界观与方法论中的反应。陈独秀晚年又重新评估了西方民主主义推动人类文明的价值，胡适看了他最后的论文和书信，非常高兴。胡适说“从苦痛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二人二十多年的分道扬镳，最后在思想上有达到了一致。
陈独秀和李大钊虽亲手创建了中共，但正式召开一大时，二人都因他务没有出席。陈独秀在未出席的情况下，在一大上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可见陈独秀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当时参会和未参会的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即将对后世的中国进程产生多大的影响，以至于毛和董必武1938年在延安的时候，都忘了一大的开会具体日期，于是在《论持久战》中将其宣布为“7月1日”。当时苏俄对华工作的中心在争取有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身上，还看不起力量弱小、远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共。
后世把一大前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称之为“共产主义小组”而不是政党，一个原因是源于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二个原因是这个说法适应了贬低、打击陈独秀，抬高、颂扬“一大”参加者毛的政治需要。
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船上开完会不久，陈独秀返回上海与马林相会，引起了上海北洋政府当局的注意，后来陈独秀和高君曼夫妇被捕入狱，全国掀起营救浪潮。因为陈独秀被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十分看重，指示马林出力出钱营救出了陈独秀夫妇。陈独秀感念于搭救之恩，和马林和解，表示中共中央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也做了妥协，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共产国际代表，不在要求参与常委会。从此中共开始接受来自苏联的领导和经济援助。
马林在陈独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准备二大期间，到南方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并考察了香港当时在广州举行的香港海员罢工运动。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马林提议中共在不放弃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加入国民党，“借鸡生蛋”深入到工人和军队中去。可是后来这个策略被联共中央操纵的共产国际批准并迫使中共接受以后，接替马林的鲍罗廷在执行该策略的过程中被蒋介石利用，迫使中共完全放弃了独立性，成为国民党的附庸，为了苏联和民族利益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利益而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利益。
孙中山因陈炯明的背叛遭受沉重打击，处于“光杆司令”的极度困难和绝望的精神状态中，所以非常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挽救国民党，这就是他非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只同意党内合作的根本原因。
马林充分利用了共产国际给他的权力，压服了中共中央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在思想仍有保留的情况下，行动上却表现出极大地热情，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只是，密切配合马林的行动。
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陈独秀从“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出发，分别分析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优缺点，指出每个阶级都有它的“两面性”。引来左派史学家猛烈地抨击。他认为当时工人阶级“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而必须与其他革命阶级结合成联合战线，后来的共产党全部历史证明，这就是毛总结提出的革命胜利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
阶级的人数与阶级的成熟时两回事，革命斗争、政治斗争是有组织力量的较量，不是靠人数众多可以取胜的。
中共二大解决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的联合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当时的共产党只有400多人，谈不上领导别的党派，更谈不上在寄生于国民党之下领导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所以当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陈独秀当时的思想也处于这个状况，于是当时二大的精神和陈独秀的想法就被一些人误解，以为他主张在民主革命中放弃革命领导权，包括长期在俄的瞿秋白，还有彭述之。
瞿秋白在俄两年时间，在列宁的故乡得以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造成了他与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相比高得多的理论修养，但是，因此也付出了代价，即长时期地脱离中国现实斗争的实际。一方面他能从理论和原则的高度，敏感发现其他同志不易发现的党内和革命中发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他的主张往往在现实斗争中难以实行，他本人因此而遭受挫折时，他会走向另一极端——“左倾”和教条。这种风格与陈独秀的由于理论上的薄弱而往往迁就现实、善于变化、讲究策略、似乎“右倾”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彭述之和瞿秋白以为的“陈独秀反对革命领导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陈独秀强调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弱小的中共，起到的是一个“督战者”的角色。在中共四大上，陈独秀的这个思想得到了认可和贯彻，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鲍罗廷一头扎进广州国民党的怀抱，为了俄国的利益，竭力扶持国民党并与之进行一系列政治交易，共产党只是他与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交易中的筹码，结果总是让中共充当国民党的苦力、附庸和牺牲者。
陈独秀指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之强大，共产党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否则将是“帮助我们的敌人”，这种认识是十分尖锐而深刻的。大革命的结果，不幸被其言中。
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这样两党的合作势必发生无穷无尽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要解决这个冲突，只有一方完全服从另一方，否则联合必然瓦解。党内合作的形式是不可能长久的，应该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合。党外联合就自由、灵活得多，能联合的问题上联合，其他问题上各保持独立。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要求中共放弃独立性，完全妥协于国民党的政策上，坚决反对，多次致信共产国际和维经斯基表达反对意见。这充分表明，为了保持年轻的中共的独立性和保持对革命的一定程度的领导权，陈独秀带领的党中央表现得像一头雄狮。果然，鲍罗廷和孙中山策划的企图控制共产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胎死腹中，计划破产。
在五卅惨案发生后，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带领和发动工人、学生、农民、商人发起反帝反军阀的群众运动，并公开成立了上海总工会，联合上海的其他社会团体一起行动。同时，他们在报刊发文声讨，提出惩办凶手、撤换领事、收回租界、撤离外国军队等口号，是彻底的反帝运动纲领。五卅运动最终虽然以北京政府与多国谈判妥协结束，但在唤醒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意识，号召和组织群众运动上，展示出了“极伟大的力量”，中共在运动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伟大的胜利。
陈延年和陈乔年是陈独秀与原配高大众所生，长子陈延年寡言爱读书，记忆力超群，个子高皮肤黑。弟弟陈乔年性情活泼，好笑谈，个子不高，皮肤白。陈独秀为了把两个儿子塑造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培养他们的坚强意志、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只给他们少量的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不让他们在家中住。为此，高君曼和陈独秀产生裂痕，她认为，身为姐姐孩子的姨妈和继母，本来就对姐姐心怀愧疚，不能再虐待两个儿子，为此多次与陈独秀争吵，尽量缓和父子的紧张关系。
陈独秀北上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高君曼携陈鹤年和陈子美随行。陈独秀的工资是每月300元，家庭生活相当富裕。但陈独秀对还在上海的陈延年和陈乔年还是那样“刻薄”，只让东亚图书馆老板从他的稿费里，每月给兄弟二人各支5元生活费。受到陈独秀对自己生母薄情寡义、对自己亲生骨肉严酷对待的影响，兄弟二人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与陈独秀之间毫无亲情可言。但他们没有辜负陈独秀的期望，都成了中共早期的优秀党员和革命领导人，为中共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兄弟在1927、1928年先后被国民党杀害时，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愧是将门虎子。
因为陈独秀前两次被捕，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不得不转入半隐蔽状态，陈独秀与高君曼娘仨分开，住所不对外公开。长期的分居使得陈独秀与高君曼之间的夫妻关系开始恶化。高君曼患有肺结核，在当时属于富贵病，陈独秀自从离开广州到上海成为没有职业的革命家以后，经济上陷入十分困难的局面，没有往日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时富裕。早期的中共党员缴纳党费的不足十分之一，基本靠俄国的经济援助维持运转，陈独秀作为最高领导人，常常还要为组织的运转经费煞费苦心，生活相当窘迫。陈独秀后来把更多精力忙于党务和革命运动，与高君曼的感情终于破裂，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搬到南京去住。
在停妻风波之后，陈独秀在孤独的地下生活中，结实了一位女医生，后来证明是名叫施芝英，二人度过了一段浪漫生活。施芝英后来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她有一个养女叫陈虹，建国后硬要认陈独秀为养父，故在文革中惨遭迫害。陈虹和施芝英母女在文革中先后病故，相关的资料，由于和江青在30年代以“蓝苹”艺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混迹过，所以文革中，上海电影制片厂是暴力摧毁的重灾区，许多演职人员被迫害致死，陈虹的后代被送到新疆建设兵团去“建设边疆”。
受到后来国共两党清算陈独秀，冲击影响最大的儿孙，是他的女儿陈子美、儿子陈鹤年还有自称是他养女的陈虹，以及他们三位的儿女们。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上海当接生员的陈子美，因为运动开始反对“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陈独秀，遭到株连，被拖到大街上，挂上“大右派陈独秀的孝子贤孙”，游街示众，反复批斗，受尽折磨。1970年，58岁的陈子美，用五六只酱油桶做成的救生圈，经过海上漂泊十多个小时，偷渡到香港。从此杳无音讯27年。在到达香港后，陈子美最后亡命美国，1989年加入美籍，在此期间，她又把另个在国内读书受到迫害的儿子接到美国，并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后来陈子美年迈多病，在1997年已积欠公寓管理费一万四千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提起诉讼。《环球时报》报道《陈独秀女儿在纽约陷于困境》后，国内外为她募捐，最终以“中华海外联谊会”名义提供了九千美元的援助。老人感谢国人和华侨的关怀，因体弱多病，想回国看看的愿望最终未能成行，2004年病逝于纽约。
陈鹤年随父母四处逃亡，和高君曼后来住在南京，直到高君曼离世，次年陈独秀被捕入狱，陈鹤年多次探监。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成为“北平三大领袖之一”。北平沦陷后，陈鹤年成为中共的秘密交通员，后来暴露，一家人辗转流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饱经苦难。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当局逼走香港，创办《少年文艺》刊物，因站在亲共立场宣传中共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被港英当局查封，后改名为《新少年》。陈鹤年想带全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可是当他的妻子许桂馨携女儿们现行回国，因为陈独秀儿媳的名声，连工作都难找，最后在一家职工医院做挂号工作。陈鹤年的女儿陈祯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尽折磨，二女儿陈祯荣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儿陈祯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陈鹤年的妻子许桂馨被诬陷为“特务”。因此，陈鹤年常滞香港，直到2000年去世。
自称是陈独秀养女的陈虹，后来进入新四军苏南军区文工团工作，解放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化妆组工作。但因为她声称是陈独秀女儿的缘故，在文革中也是受尽折磨。他的儿子写给廖承志的信中，说“母亲只有抱着立功赎罪的态度，在从事社会主义事业中勤奋努力地工作。但几十年的冷嘲热讽，我们同母亲一起，忍受着世上的辱骂、鄙视。”最后陈虹因肝硬化病逝，她的三个子女被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农场，至今不得返回上海。
因毛有时候怀念旧情，在去安庆地委书记谈话时，陈独秀让当地政府给予适当照顾。所以陈独秀的原配夫人高大众每月可得到30元补贴，相当于一个工人的中等工资。所以高大众和陈松年及其子女，一直都没有冲击。
由于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发展壮大，从四大时的900多人，短时间内发展到9000多人。引起了国民党原来右派和中间派的的恐慌，加上左派大佬廖仲恺被右派刺杀，蒋介石接替了军事部长，和戴季陶等中间派，都开始逐渐转向右派，对苏俄和中共对国民党的利用和限制政策，公开要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觉得应该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一味地依赖国民党的力量，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从党内合作变为党外联合。该报告递交给共产国际但未获批准，共产国际职责中共犯了左倾的错误，以“谨慎”和“避免加剧关系”为名，令中共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面前全面退让，丝毫不谴责国民党右派不反帝只反共的行径。所以“九二八”指示是联共和共产国际知道中国大革命由强调保持中共独立性和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激进方针，转向中共向国民党退让，成其附庸、苦力、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转折点，这是中国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更是陈独秀悲剧的转折点。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本来就是蒋介石转变为新右派，对苏俄和中共的一次试探，结果布勃诺夫吓的不轻，原本由陈独秀、毛、周恩来、汪精卫等组成的“反蒋联盟”在共产国际代表布勃诺夫的主观退让指导下土崩瓦解，蒋介石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把该事件中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陈独秀制定了妥协政策，是不真实的。
在斯大林与蒋介石之间利用和反利用的争斗中，夹在中间真正被双方利用的，牺牲最大的却是陈独秀及其领导下的年轻的共产党人。可是陈独秀没有想到，后来的联共和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把三次让步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原因反扣在陈独秀一人头上，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大冤案的滥觞。
在反对蒋介石北伐的问题上，陈独秀和莫斯科虽然观点一致，但出发点不一样。陈独秀是担心北伐加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认为蒋介石的北伐是为了取代孙中山地位和声望的决定；而莫斯科的反对是害怕蒋介石的北伐遭受冯玉祥那样的军事失败，大批苏联援助付诸东流（后来见到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莫斯科立即改变了态度）。在当时北伐已经成为大势的情况下，纵然遭到国民党左中右派的全面反对，但他看透了蒋介石的用心，仍然提出反对北伐的主张，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也表现出了十足的书生气。
由于北伐顺利，斯大林和鲍罗廷越来越信任蒋介石，援助和工作重心基本都放在希望依靠蒋介石打败北洋政府和各路军阀上，这段时期对陈独秀领导的中共很少关注。
中共官方党史传统观念上批判陈独秀轻视农民的革命性，反对农民运动。事实上，毛就是陈独秀培养起来并放到中央农委书记位置上的。陈独秀反对的，只是大革命后期毛氏狂暴的、过火的农民运动和莫斯科无法执行的极左农民运动。
在上海，经过两次失败工人暴动，第三次暴动在直系军阀北北伐军打得连连溃败之际，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在闸北天通庵火车站与败军交火，工人久攻不下，牺牲很大。后来国民革命军东路前线总指挥白崇禧派第一师师长薛岳率兵感到，堵住了溃兵并俘虏。至此，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获得了胜利，这里面陈独秀带领的中共起到了领导作用，但北伐军对这次上海工人暴动的胜利是有积极作用的，这在中共官方党史上完全被抹杀。
由于“四一二”事件和后来广州“四一五”事件政变的打击，陈独秀在党内威望急剧下降，开始失宠于莫斯科。中共五大后，新的中央委员名单里，没有过去与陈独秀接近的人，也没有过去在上海区委和北方区委的负责干部。陈独秀虽然还是总书记，但实际决策是鲍罗廷和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商量后，简单通报一下陈独秀。陈独秀被剪去羽翼，实际上中共的办公中心已经从上海移到了武汉。
在北伐期间，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往极左的方向失控式的发展，农民协会到城市中来捣毁过左的工会。北伐军与北洋军在前方浴血奋战，工农群众在后方革北伐军军官家属的命（他们大部分出身地主、富农和工人），甚至是农民革工人的命。上海人当时拥护国民党比用户共产党的多，因为他们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很多，由于搞左倾，大革命失去了人心，而共产国际的代表和没有陈独秀的中共中央却自我感觉良好。
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会议给出的指示十分矛盾，既要求共产党掌握革命领导权，又不允许去分裂国民党不同派系。在后来给出的通知中，规定中共不能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国民党，不应取代国民党机构。紧接着莫斯科在“三三”决定中进一步把七大决议具体化，要求改造国民党、改造军队，加强提拔共产党员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任职，建立支部等。在中共按照上述共产国际互相矛盾不切实际的规定执行，并没有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情况下，这个具体化的要求就是水中捞月。国民党通过屠杀和“礼送出境”等办法，驱逐了共产党人。新路线来不及贯彻，国民党就公开反共，中共罗易等人就把气撒到了当时已经没有实权的陈独秀身上，说反对派的中国信徒没有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导致了大革命失败。从此毛的左倾错误被掩盖，而陈独秀被钉在“右倾机会主义”的耻辱柱上至今。中共五大是完全贯彻了共产国际指示和思想路线的会议，，大革命前期的政策、意见、路线都是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所作出的决定。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用罗易为其写好的报告，进行了自我批评。中共五大虽然通过了一个左倾的决议案，企图统一思想，挽救走向失败的大革命，但实际上毛用没有。
对于土地革命，陈独秀想要控制农民运动往左倾发展，而毛则崇拜农民运动的自发性、狭隘的报复性和盲目的破坏性。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处于两难境地：支持土地革命而不顾国共合作的破裂，或者阻止农民革命。但这两个莫斯科都不会同意。共产国际忽左忽右的干涉下，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八大，会议处理了托洛斯基问题。
在毛等农运干部的领导下，原本正确的、合乎逻辑的造反行动，违背了共产党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及团结大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变成了农民起义。这种必然的阶级局限性，需要共产党去领导，才能摆脱失败的命运。但是早期的中共，不可能提供这种正确的领导，没有大批的足够数量的干部去实施这样的领导。大部分农运干部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他们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打击一切地主，也损害民主革命中同盟军如富农和中农的利益。
面对中国革命无可挽回的失败，国共合作的破裂，斯大林同时遭受托洛斯基的猛烈抨击。他绞尽脑汁为自己寻找出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前代表、印度人罗易之前发给共产国际，攻击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电报让他想到了办法。鲍罗廷是执行斯大林决策和指导意见的，所以攻击鲍罗廷就等于是攻击斯大林，这个不能承认，只有拿陈独秀来顶雷了。于是思来想去，斯大林给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去了一封信，严厉地攻击（其实都是污蔑），把陈独秀作为斯大林自己和共产国际指挥混乱、不切实际导致中共在国内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实际上，在苏联、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重重压迫下，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他们的工作范围是很有限的。这样的泼脏水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硬给陈独秀扣上了。换句当今职场上的话，就是工作中出的成绩是领导的，工作中的锅和雷都是自己背，实际上哪个工作方向和方针不出自领导定夺呢。
1996年，俄罗斯和德国的学者根据已经公开的苏联档案，指出斯大林这样批评陈独秀和当时他领导的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可是国内官方定论，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依然坚持当年的错误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党中央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的联共中央与托洛斯基政治斗争中，斯大林扣给托派的帽子。
1927年，共产国际新派罗明纳兹来到武汉，宣布了斯大林的意思，并改组中共，陈独秀被撤职，成立了瞿秋白、李维汉等七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与史静仪结婚后，生了一男儿但不久后夭折，后来史静仪怀第二个女儿的时候，1928年6月牺牲。史静仪的遗腹女陈鸿寄养到朋友处以后，组织为了安全安排她去莫斯科留学。孙女陈鸿后来在动荡中丢失，在陈独秀去世前仍未找到，史静仪在莫斯科与李国琛结婚，育有一男一女，她1939年回国曾设法寻找陈鸿，在1969年弥留之际，仍嘱咐李氏儿女继续寻找。最终1994年在福州找到已经63岁改名为苗玉的陈鸿。此时的陈鸿已经是新四军离休干部，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算是给陈氏父子在天之灵一点安慰。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因为陈独秀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过往做法而拒绝赴俄。六大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瞿秋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仅批评了陈独秀，也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当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不会作自我批评的，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大会还确认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参加会议的人里，正派的王若飞不同意文过饰非，把大革命失败的错误扣在陈独秀身上，说这是应该党中央集体负责。他不但批评了陈独秀和瞿秋白，还作了自我检讨，并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在大会上，被流放的托洛斯基还给大会写了批判文件，并要求在大会上散布，恢复他的党籍。其中有一篇《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被作为后来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他的这个纲领和中共六大的纲领，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仍然是极左的纲领。
中国托派首先产生于莫斯科。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理论和路线斗争，使得联共内部从上到下分为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分为了两派。在斯大林发动“肃托运动”后，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有的被流放西伯利亚，有的被驱逐回国。1928年，这些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陈独秀没有自己的理论，从最初相信“无产阶级专政”误入列宁主义，到1929年，他又盲从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内民主”相结合的托洛斯基主义。实际上托洛斯基的革命目标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的思想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所宣传的“党内民主”根本不可能实行，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缺乏民主基础的国家。他在当时对“八七”会议和中共六大的左倾错误的批评，与后来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毛和刘少奇对三次左倾路线的批判，事实上甚至语言上是完全一致的。但陈独秀的先知先觉，得到的是“取消派”和“反革命”，而后者缺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
中共中央不敢公布的第42号《中共中央通告》中，说“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陈独秀讥笑这种宣传，他建议中央赶紧发个通告，撤销第42号通告。当时王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他猛烈发文攻击陈独秀，并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这致使本来是一个具体问题上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很快严重升级和激化，是陈独秀很快被开除出党的重要原因。
时间来到1987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对过去共产国际历史的研究，提出了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对在“中东路事件”上，中国学者说“把保卫苏联当做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共的民族利益”是客观的。最早提出这个见解的，是这次会议往前倒数半个多世纪，就对这个事件当即提出批评的陈独秀。
1929年，陈独秀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托陈派小组沿用共产党的名称，表示不承认被开除，把自己定义为党内的一派，以遵守托洛斯基关于要求留在党内夺取领导权，改造共产党、进而改造共产国际的设想），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至此，陈独秀等托派与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线、策略口号和组织观念上如此尖锐的对抗，造成了他们与中共中央走向决裂。
托陈派当时对中共的批评实际上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陈独秀又不如毛。任何革命或改良，如果不能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中的大多数，都是不能成功的。这是陈独秀在后半生和中国托派始终没有什么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独秀由于基于信仰托派的总体上脱离中国实际和群众的理论，不再有以前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虽然还是一党领袖，但实际上正在向思想家和学者型的任务转化。不过自己却不自觉，还想着固守革命领袖和活动家的角色，梦想总有一天一呼百应，再掀起革命的浪潮。他的后半生，除了有一些惊世骇俗的思想闪光点和学术上不俗的成绩之外，在革命事业上再无成就。
陈独秀在后来与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洛斯基书信往来中，不承认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路线，而是恰好相反；他对于红军中大部分贫下中农的革命性认识不足，实际上后来毛带领的红军打下江山靠的正式广大的贫下中农；他还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认为红军的前途会像历史上农民起义那样最终失败。在这些书信中，陈独秀有预见性的观点是党内独裁引起的腐败，可能在将来会出现严重问题，还有农民起义胜利可能会走上报复性的、无法无天的、专制独裁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以后，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抗日救国与赤化》中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批评资产阶级的中间道路，鲜明地维护中共和托派以及苏联“赤化”的立场、《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在上述文章中，陈独秀提出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武装民众”和“持久战的思想”，这在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此时托派的主张与中共一直，但是失去理智，已经走向极左路线的中共中央，却在机关报上大批特批上述文章，把真正的敌人放在一边。毛在后来的持久战理论实际上是步陈独秀后尘而将其发扬光大。
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全国掀起很大的援救陈独秀的行动，各界名流、学者、军人，甚至宋庆龄都出面与蒋介石、宋美龄谈判，想要援救陈独秀，只有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一边幸灾乐祸。在强大的社会声援的压力下，军政部长何应钦自觉没有资格审问陈独秀，于是在军政部会客室，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传讯了陈独秀，不料在审讯室，许多青年军官纷纷拿出纸笔，围着陈独秀要他题字。这情景就像现在的追星族围着明星要签名一样。
陈独秀在狱中，他的思想在逐渐发生转变，开始慢慢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靠拢，尤其是看到苏共在苏联在搞大清洗，制造了大量冤案，残杀异己，为了自保与法国、波兰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国内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向对政治形势判断敏锐的陈独秀，思想上也在跟着改变。
陈独秀出狱的时候，国民党中统局局长丁墨村迎接他，邀请他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住下；胡适和周佛海也请他到国民政府咨询机构“国防参政会”；朱家骅甚至答应提供“十万元”经费和“国防参政会”五个名额，要他组建一个新共党。但他都拒绝了。陈独秀在出狱后支持中共建立统一战线，但拒绝了中共提出的三个“苛刻条件”（公开放弃和坚决反对托派理论与行动、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实际行动中表示拥护的诚意），最后被诬陷为“汉奸”，中共企图借刀杀人，使陈独秀无比失望。
托派和中共是你死我活的政治理论和路线斗争，陈独秀不愿放弃托派观点，他和中共都没有把日本侵略危机和国家存亡放在最高位。陈独秀狼狈的处境，最终被打入另册。陈独秀反对游击队和游击战术，可是又提不出什么高明的办法，书生误国。
在1932年被捕，到1942年颠沛流离入川后病逝，他的行踪被国民党完全掌握，他的经济来源也多数来源于国民党的拉拢或者优待，其次是蔡元培等友人的私人经济援助。但陈独秀一直偏居一隅，对国民党采取“不合作主义”，胡宗南和戴笠受蒋介石委托，曾经带礼物专门去看望并试图邀请陈独秀发表反共文章，但陈独秀表示自己不会发表，再度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胡宗南和戴笠被陈独秀的人格所折服，后来通过朱家骅还给陈独秀提供过巨额医药费并提供了丧葬费。
彭述之嫉妒陈独秀的威望，仇恨陈对他的厌恶，所以对陈独秀的评价最低，并且多用侮辱、谩骂的文字。
1942年，陈独秀病逝于江津。1952年，毛一声令下，国内的托派组织被彻底摧毁，该抓的抓，剩余势力转到了香港。
陈独秀是“终身反对派”，反对清王朝，反对第三国际，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 反对斯大林，反对第三国际，反对屈从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中共，反对列宁-托洛斯基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一生追求不渝的信念是忧国忧民，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