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辛亥革命为起点，开始先阐述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口号是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人江山已经达成。而后说了自己对晚清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异同，其实立宪派或许比革命派更革命（不但要推翻满清统治，还要建立宪政），革命派或许比立宪派更保守（革命党人队伍里，充斥了盲动的农民、社团，他们很多人只想将地主取而代之而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接下来，作者对中国为什么不会有君主立宪制，而是像辛亥革命口号里说的一样，走向了共和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君主立宪与我们的传统严重向悖。英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制成功的国家，传统上王室不仅没有我们的这般专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远比我们的更受敬畏。那些近代立宪制度之前历史上就常有不掌握实权的国家的“虚君”，也形成了尊重“虚君”的传统，他们的国家实权掌握在总理、内阁或者议会 ，制度上通常实行三权分立。而我们的王朝更替，本身就有“汤武革命”的传统周期，在真实的传统中，中国人对纲常名教的信仰，主要是慑于“法术势”。每到改朝换代，通常是充满了血腥与杀戮，生灵涂炭，同室操戈。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百姓期盼明君为他们做主，祈祷贤君能重振国威，都是有实权的君主才能干的事——“实君”。如果皇帝不贤明，那么就是“昏君”或者“废帝”。在君主立宪制成功落地展开的国家，他们之前基本都是封建制度，国家的运转依靠几个大的家族，他们有纹章和自己的部属，而且有时候家族大却不一定掌权。所以中国没有走向君主立宪制而是走向了共和制是并不奇怪的。
1066年以前的英国，征服者威廉消灭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在更早的时候，罗马人还征服过不列颠。除了这两次真正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黄宗羲“亡天下”的概念），从1066年至今，英国的王朝更迭归根到底从来就是征服者威廉子孙们的家务事，在强调血统的欧洲各王室中，英国的王朝换个名字、换个徽章只不过是从父系血统换到了母系血统这样。
在谈到晚清外国传教士在国内的活动，作者观察到传教是从穷人开始的，外国传教士帮助中国底层的穷苦百姓办学校、办医院、办孤儿院、替他们打官司伸张正义，到后来义和团兴起，冲击以列强的政治势力为后盾的教会和教民团体，从而引伸出弱势本身并不是不变的，穷人并不一定是进步的同义词，底层也并不总是意味着正义。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的都是中国人，包括一些教民或者本土传教士。义和团击杀的列强和外国传教士屈指可数，数量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官方史书中对义和团“反帝”的定义是要画一个问号的。义和团进京时，团民人数据说达数十万，等到列强的军队出击，他们立刻做鸟兽散，在抵抗过程中，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没有一个阵亡，反倒是清军将领死了不少。
书中作者说历代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是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汇总“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看到这儿，联想到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国内NGO组织的昙花一现和快速消失，还有国内教会被官方连连打压，居然是同样的道理。网上有人说过，“维持民间散沙化”才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上面最担心的是民间自发组织基细胞的复苏和在群众中这种意识的觉醒。
辛亥革命的革命成果是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目的达成一小半，但革命的理想至今未完全在中华大地上实现。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945年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和后来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三八线”南北苏联美国南北分别占领一样，越南的16度线也被分出了南北。南边英国受降军和法国军队代表共同抵达进行受降仪式，北边则是中国军队阻止法国军队进入北越，甚至在海防港还和法国军舰打了一仗。因为国民政府对法国印象恶劣，虽然北越的越盟领导人胡志明是共产党，且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已久，但胡志明和国民党也有很深的渊源，所以综合考量下来，国民党对宣布成立的越盟政府乐见其成。后来国民党败军进入越南后，尝尽了法国的苦头，在西方诸国，法国最先抛弃台湾，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互派大使，都和这段受降的历史有关系。
早在1946年东土民族军以席卷之势打到玛纳斯河时，苏联就让它收缰刹车，转而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和谈了。关键在于，“东土革命”是联共(布)当地民族组织（即苏联在当地民族中发展的共产主义者)和当地穆斯林民族主义一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力量联盟的产物。“革命”期间，苏联发现前者并不能有把握操控后者。一旦穆斯林民族主义一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倾向严重起来，则苏联不但没把握消化这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甚至“东土”的穆斯林一泛突厥主义还会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旧有的同类势力造成激励、形成呼应，导致苏联对中亚的控制都可能出问题苟如此，对苏联来说那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所以苏联在1946年前就改变主意，不再追求打下全疆实现“东土独立建国”而是宁可承认中国对新疆的主权，要求“民族军以既成事实为筹码，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组织名义上属于中国但高度“自治”(类似盛世才时代)并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在新疆既得利益的“联合政府”。“东土革命”就这样成了“三区革命”。后面的事情大家就知道了。
此后，由于朝鲜战争中中国为苏联和“阵营”出了大力，付了血本，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更重要的是，由于1953年斯大林这个强人去世，苏联新领导为稳定权力要借重中国，中国也就得以借机要求苏联收缩对中国内政，尤其是对新疆、东北事务的影响。
通过遣返苏侨、动员苏侨干部“退籍”（即退出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或放弃中苏双重国籍保留中国国籍)、撤销中苏联合公司、撤销解放军第5军(原民族军)现役编制、礼送列斯肯等苏籍将领回国、渐次关闭各地苏联领事馆等措施，使得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收缩、影响减少。
但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以前，苏联在新疆，尤其是在“三区”的势力，仍然存在。
如到1960年，全疆仍有登记在册的苏籍干部1047人，而伊犁州基本没有登记，但到1962年该州却报告有苏籍干部1001人。伊犁州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本人是苏侨和有苏侨家庭成员的达47%，其中绥定、霍城两县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60%以上是苏侨。（李丹慧：《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说实话，甚至在“苏联傀儡”盛世才的时代，都看不到这种大量苏联公民在中国当官的现象。
直到伊塔事件以后，苏籍与亲苏人员基本都逃归苏联，新疆很多地区不但政治格局大变，有的地县连居民结构都变了，苏籍本地民族居民大量离去后，汉族居民以生产建设兵团形式进驻，实行“三代（代耕其地、代牧其畜、代管其事)，成为当地居民中的多数，加上苏联领事馆被关闭，苏侨协会被取缔苏联对新疆事务的影响，才算基本消除，中国主权至此得到了完全保障。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这与所谓“小五四压倒大五四”（“小五四”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大五四”通常指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相呼应，并与儿十年来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是“民主与科学”还是“爱国与进步”之争相表里。
民族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冲突，它怎么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众所周知，尽管列宁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的确演变成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运动引进它之时，却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而著称的。
虽然掌权后的列宁又一转而变为极端地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传统，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实行此一转变的。同样，尽管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也日益变成了“中国崛起”、“中国梦”式的民族主义，但是当初它在中国激起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亲苏情绪。
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没有帮助协约同盟国中国主持公道，一直到今天为止被国内的喉舌经常提起，老百姓很多也都知道日本在后来占了便宜。但我们记不住或者喉舌很少说的是，巴黎和会开了没有多久，后来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国家已经对巴黎和会遗留的纵容日本这个问题进行了纠偏，让他们让步的是被后世嗤之以鼻，扁的一无是处的北洋政府。
“秦制”的弊病在于“儒表法里”，“秦制”下真正的儒者历来是不满现实的。古儒之风是“从道不从君”。崇信人性恶的法家拜服的是铁腕赏罚、顺昌逆亡的皇权，对皇上本人谈不上真正的忠诚，无权的“虚君”难免墙倒众人推。这就是中国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却在“公天下”推倒“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文化原因。
这些先进者把古儒“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民权优先、国权服务于民权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目标。他们甚至明言：不能善待百姓、提高百姓地位的“强国”很可怕，这显然也与历史上法家的“强秦”、“暴秦”图景与他们眼中的“洋三代”的对比有关。
最后，尽管“农民起义(PeasantsRevolt)这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常用的概念就是起源于英国（传统上特指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而且那确实是农民与他们的贵族主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显示出英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但是英国的这种“起义”也不会与“朝廷”为敌，不会是“官逼民反”更不会要求改朝换代。把这种民间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与专制帝制下民间社会与朝廷官府的冲突混为一谈，甚至把“庄主（地主）”带领“庄客”（佃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也说成与英国的“农民起义”性质一样是很滑稽的。事实上，所谓“农民战争”导致改朝换代这种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几乎是周期性发生的事，不仅英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在所有“封建”的民族，包括我国传统时代实行“封建”制的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从未有过。
这样的价值观在我国“秦制”的思想基础法家的论述中表达得尤为系统和典型。这个制度安排的基础，正是“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爱君谈不上，无权谁还把你当人看？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虚君”不是犯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