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亡的世界史18」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
“天下”变成“世界”，而“中国”也从“天下的中心”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这种我们今日所称呼，以一定范围划出区域的国家——近代中国，便从此时诞生。这个思想上的大改变，距今约为百年。因此“中国五千年”的说法，或许在文明史上确实如此；但严格来说，却不能用来描述国家的历史。
因为能够“民主”且“自由”地表达意见，人们反而容易陷入自我中心的想法，忘了对他人负责的必要性。这种乐观的看法其实毫无根据，违背了自古以来被政治学视为不可轻忽的人性黑暗面。
将自己国家的存在与利益视为绝对，不断试图煽动对于“他者”的受害心态及对抗心态的民族主义，十分容易打动民众，获得朴素的情感认同。在可以自由表达自身想法的环境中，更容易受到加乘小国，例如纳粹主义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那些高举大国主张、认为自己的国家才是基于人类、人道正确一方的人们，他们的这些想法，正式他们所恨之入骨的日本帝国遗毒。当日本人开始疏远这些自以为“正确的”国家时，马上说日本又开始“右倾化”，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过狭隘。
华夷思想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社会与文化。只有一个理想的标准。除此之外，皆不属于人类该有的正确存在。甚至这种非理想的社会，本身就不值得称为是社会或文化。”华夷思想中，把人类区分成“华”和“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两个种类。身为完美人类而存在的“华”，认为“夷”，不拥有“文明”与“文化”，因此是不正确也不完美的存在，从而主张他们对“夷”有着更优越的地位。
在“华”和“夷”两种文化发生碰撞和对抗的时候，在“夷”对“华”的文字文化怀有憧憬后，结果常常是“华”的文化与行为模式传播了出去。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最终都是其他少数民族融入了中华大家庭的意思。最后形成了今日“汉人”的大略雏形。“汉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共同体。
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经过蒙古部落的王公贵族的认可与扶持（1637年固始汗在青海称霸，并征服了西藏地区），成为了西藏佛教各流派中最具有权势的教派，格鲁派吸取了其他教派“转世活佛”的特点，并寻找到了蒙古部落以及后来的满族人作为“强力的施主”。满人入关统治中国以后，以格鲁派为主的藏传佛教获得了满清统治者的认同，皇太极给达赖喇嘛写过亲笔信，后来顺治皇帝与1652年在北京城外亲自迎接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访问，双方会面成功落幕以后，顺治皇帝起源，希望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光辉能够保佑大清帝国的统治长盛不衰，于是在北京北海公园建立了白塔。这样，大清在明帝国虽未对西藏地区实行有效管辖与统治的历史前提下，康熙帝通过阻止六世达赖试图与噶尔丹联手的计划，挥师拉萨并击败了噶尔丹，实现了入主中原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西藏地区的管控，达赖喇嘛和其班底代清朝皇帝在西藏实施统治，在晚清中后期，大清对西藏派驻部分官员代表朝廷参与西藏的地方管理。此后西藏就被视为近代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了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大清彻底打败准噶尔残党，将准噶尔，以及原先受其支配、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突厥裔伊斯兰教徒，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将这个地区命名为新疆，自此新疆地区也被视为近代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乾隆皇帝想出来的“金瓶掣签制度”，就是想让佛教不再像过去受到没有明确根据的预言或占卜影响，它所需要的，就是去介入“佛的意志”这种“偶然性”当中。先选出三名候选人，并在乾隆皇帝抽签来进行选择。西藏地区的佛教信众承认乾隆皇帝是佛教的保护者，即转轮圣王。
后世执政者把乾隆皇帝创造的“金瓶掣签制度”解释为“中国对西藏行使历史主权的重要例证”。那么中国政府阻止西藏独立、统一“祖国中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的改朝换代，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对满族人统治的正当性进行了否定，却肯定了满洲皇帝所打造的制度和领域。两者似乎存在矛盾。
中国政府后来介入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指定的接班人，对确吉尼玛实施软禁，认定坚赞诺布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此事的北京，存有中国政府以及西藏流亡政府之间围绕“金瓶掣签制度”而产生的尖锐对立。
经过十九世纪的政治变动，清朝与西藏之间，存在着一条大到难以令人信服它们属于同一版图的鸿沟。洋务官僚对于始终排斥、拼命抵抗英国的西藏人（《烟台条约》里，英国要从印度殖民地往西藏通商），终于一改过去“文明中心”的评价，开始称它们是“无视世界动向，紧抓着落后的佛教，进行无意义抵抗的愚蠢集团”。这意味着，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中生存的大清，选择了通商伙伴英国，而抛弃了清帝国之形成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西藏。李鸿章确实履行了清国与英国之间的条约，基于想让通商与近代技术的恩惠也同时进入西藏的“亲切想法”，不断向达赖喇嘛政权提出要求，然而相反，西藏人则是不断抵抗这些要求，使得把彼此间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这个恶性循环让汉人振振有词，认为自己是在改造“黑暗落后的西藏”。西藏人则觉得“自己不断受到压迫”。这就是近代中国西藏问题的根源，后来的汉人统治者延续了李鸿章他们的一厢情愿。
张之洞的亲日留学论，背后有日本外交阵营的用心运作。日本外交曾因三国干涉而受过打击，参谋本部于是特别担忧欧洲各国今后的动向，因此积极地对张之洞这位后李鸿章时代的改革派代表人物，灌输日清合作论。十九世纪末，日本与清国变法派，一方紧盯西方列强，一方急着富国强兵，双方跨越了甲午战争造成的深刻龟裂，急速地靠近。梁启超逃亡日本后，使用了自己创造的“和文训读法”，集中翻译了西洋及日本的各种社会科学论述。后来，当义和团事件、废止科举制度、以及日俄战争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就会有大量追求自强的留学生前往日本，汲取西洋近代知识。
清末新政虽然形塑了新的国民形象，却在另一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蒙古和西藏。特别是从1905年开始，在蒙古、西藏地区推行统一语言与思想的儒学教育政策，原来由蒙古的王公和西藏的喇嘛、土司等统治管理的区域，都一个个遭到否定，改由中央政府派来的官员来管理。“改土归流”的新政最终把当时俄占地区的西藏僧人推向了俄罗斯一方，当时的英属印军担心俄罗斯通过西藏地区威胁英属印度地区对英军造成威胁，于是英属印军迈过喜马拉雅山脉向西藏发起了进攻。
在近代中国历史形成的过程里，蒙古和西藏并未参与其中，对于这些一直以来只尊敬皇帝，接受皇帝存在的人，忽然要求他们以后学汉字和儒学，然后成为均质的中国国民的一部分，对于部分西藏任何蒙古人来说，一时难以接受。在他们眼里，清末新政被看作是“解散既有的佛教中心社会，强制与汉人同化”的政策。于是漠北蒙古和藏南地区发生了独立运动，与当地驻军发生了激烈摩擦。这样的军事摩擦让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变得更加强硬，最终漠北蒙古在清朝灭亡时宣布独立，西藏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也走上了实质的自立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