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
1.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
2.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的领袖魅力）；
3.社会经济动机（一是积极的，发展农村及边疆地区；二是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改造青年思想的目的是使“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害怕“苏联修正主义”和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政治对手会影响到青年中的精英。令毛担心的是城市里教育出来的新一代精英，不再认同老一代的价值观，毛认为这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可以割裂教育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只以生产劳动及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态度为标准来考虑提升与否。
消除社会分工这方面，很多从城市下去的干部，会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去参加艰苦的农活。
1964年，毛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声称“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这句话揭示他对其早年革命的怀念，同时也显示出他轻视一切从学校学来的知识。毛确实在中国成功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领导党走向全面夺权。但他不是第一个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革命思想的，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他在一篇名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里，提出了效仿俄罗斯民粹派，把青年派到农村去的思想。
1967年和1968年，政府试图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1968年初成立了“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但是红卫兵拒绝停止他们之间的吵闹。红卫兵组织失去利用价值后，毛派出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去控制局面，工宣队把高校学生送去偏远的黑龙江和内蒙，这些青年们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种威胁。其中湖南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所以此时的红卫兵组织就像失败后的义和团一样，慈禧太后立刻弃之。所以降伏红卫兵与大规模送青年下乡，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含着镇压的杀机。毛下决心甩掉红卫兵这个群体，“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所做的一切。
中共在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建立了多个劳改农场，就像过去皇帝政治流放一样，也类似斯大林大清洗里的举措，各类犯人被按照劳改条例分散安排劳改，特别是右派分子会受到“特殊照顾”。
当时报刊上宣讲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种运动的作用就是加强毛的权威，建议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
广大红卫兵、中学毕业生、大专院校毕业生自1968年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打倒后，开始在上层的总体安排下，大规模地开始上山下乡，他们打着诸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标语，喊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口号，投身到偏远穷苦地区的农村。他们脑袋里是空想革命。除了这部分人，还有被打为“黑五类”的子女，也被从城市下放，他们也被裹挟到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中，扎根基层。
“五七干校”在全国遍地开花，几十万干部及知识分子被送去“滚泥巴、炼红心”。革命的狂热掩盖不了社会上诸多问题的产生于蔓延：国家发给知青的安置费，有的地方干部就拿来挪用；国家低价供给知青建房用的木材，经常被地方上移作他用或者以劣换优；地方往上需要知青人数以骗取补贴；有的女知青在农村结婚（到1977年地，仅有10%的知青结婚）后遭遇“精简”，成为家庭妇女，彻底摆脱不了该死的命运；甚至有的女知青在当地被奸污。知青在当地陷入眼中的困境已经家喻户晓，这些知青们及他们的父母奋力抵制动员下乡的工作，已经下乡的，都通过升入高中、走后门去当兵或者靠父母的关系回到城市。
林彪坠机温都尔汗以后，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回到政治舞台，上山下乡运动消停了两年左右。从1973年起，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下乡知青的生活条件总体上有了明显改善，他们的生活补助翻了一倍，针对有的知青无法自给自足，增加了口粮补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迫害欺压知青的人，政府也进行了惩处，比如对知青施以酷刑的云南兵团军干部和奸污几十个女青年的黑龙江兵团军干部都得到了严惩。但司法制度上的长期空白，并不能依靠单个解决问题来得到有效落地，地方干部互相包庇，他们仍然掌握着知青的命运。
文革后期，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中央文革小组就像秋后的蚂蚱，温和派的领头人周恩来已经是癌症晚期。邓小平回到中央以后，国家的教育考试选拔得到了部分地恢复，部分符合条件的知青通过升学考试回到城市。当年有个特例“白卷英雄”张铁生，通过对极左派表忠心，在考场上交白卷，但仍然被辽宁农学院录取，后来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了日本，随后成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且还是常委，得到了红都女皇江青的接见。批林批孔运动接上上山下乡运动，在极左派的宣传煽动下，部分知青与自己的家庭产生了割裂，当年年轻的他们认为必须向老一代挑战，用脱离实际的激进口号来表达，明显是受了一个政治派别的摆布。
所谓的“群众推荐”：群众在不掌握实权的情况下，这个选拔知青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为特权阶级和权力意志服务”。
从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极左派不断鼓励他们从1973年就费尽心机拉拢的知青模范典型的积极性。这些招兵买马的动作，在短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阵极左派的知青主动挑起政治路线斗争，与中央文革小组遥相呼应的场面。但这些人也只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知青都以眼前的现实利益考虑，不再盲从极左派的政治利益作出自我牺牲。那些仍然坚持的极少数在四人帮倒台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1976年毛和极左派对地方干部贿赂贪污成风影响知青返城，甚至用退休工人子女顶替知青的返城名额、走后门这些现象进行了抨击，虽然他们的抨击是对的，但拒绝承认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华国锋上台后继续坚持毛的路线，包括延续上山下乡运动的持续推进。到了1978年，华国锋与邓小平的权力斗争逐渐激烈化，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在全社会展开，与此同时，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问题也在被激烈探讨。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再延续下去了，他们把社会上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情绪，全部归结为已经倒台的四人帮身上。
邓小平掌权后，开始逐步解决知青返城后的工作安置问题、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婚姻问题等。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三尺非一日之暖”，大批知青急于返城，很多地方都联名写请愿书甚至发生了与地方干部之间的斗殴流血事件，回城风席卷全国的时候，政府正在努力通过安排增加工厂的空缺职位、参军入伍、学校扩招、顶替父母退休后留下的空缺职位，但面对知青的庞大数量，也是杯水车薪，只能限制回城人数。
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绝大部分知青都返城，加上恢复高考，不少青年实现了人生阶层的跨越，摆脱了之前受大环境影响飘摇不定的岁月。没有返城的知青，有的是已经与当地的农民结婚，有的是病残原因只好留下，还有类似于上海在新疆、黑龙江的知青，没有像其他地区的知青被允许返城，他们这少部分人不得不长久扎根在边疆。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给农村地区的农民带去了文化知识、服饰打扮、饮食习惯上的一些改变，让农民透过知青的生活了解到了一些城市人的生活面貌，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知青们更是全方位地感受到了我们国家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农村地区的落后不仅表现在建筑、服饰、食物、说话、习惯上，更深层次的在精神世界层面，知青和农民之间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是无法弥合的。后来返城的知青，身上或多或少带有农民的质朴和保守，但回城时间长了，这些习惯很快就改过来了，变成了城里人。而农民因为知青的离去，他们安土重迁无法离开土地，绝大部分也没有去城市谋生的本事，所以知青下乡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烛火，下来的时候照亮了他们的生活，离去的时候留下的还是黑暗和寂静。
很多人的青春无悔其实是青春无奈，伟大舵手企图靠极权主义下意识形态来为国家指明方向，最终学习苏联的乌托邦理想随着毛的离世很快宣告破灭，整个社会慢慢开始回到现实，回归发展的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