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关于左翼与右翼的介绍很多，不过它们大多是简单地罗列左翼与右翼各自曾经包含过哪些主义和学说，对于两者的根本定义依然是十分模糊的。
学界对左与右的定义也莫衷一是。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一对十分晚近的政治术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们严格来说不算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以至于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用更好的分类替换掉它。
说它不严谨绝不是错怪它，左与右的发明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偶然的事件。
时间拨回到1791年的夏天，身处混乱与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召开了一次立法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法国皇帝到底是应当拥有绝对的否决权，还是部分的否决权。
法国皇权的既得利益者，如教士阶层，当然是希望法皇拥有绝对的否决权。但是底层民众的革命代表，又希望最大程度地限制皇帝的权力。如此一来，会议代表就分成了两种态度鲜明的政治立场。
法国国民会议主席巴伊深知意见之分歧。由于参会代表有1500人之多，为了方便统计双方票数，巴伊令支持绝对否决权的“保皇派”坐到他的右边，支持部分否决权的“共和主义者”坐到他的左边。
结果在后续的各种会议中，左侧与右侧竟成为了革命派和保守派代表自觉落座的方位。
从此以后，左与右就不再是简单的方位词，而是成为了隐喻政治立场的标签。
不过，左右之分因为过于简单而容易失真。事实上，即便是坐在同一侧座位上的代表们，他们的立场和理论也是各不相同的。
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的左派之中既有温和的改革派，又有激进的革命派，他们之间的分歧无法单纯地由左右标识出来，除非继续在其中区分左中的右，与左中的左。
换句话说，左与右总是相对的，要在与其他学说对比中才能被确定。
直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之后，“左”才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涵义。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风起云涌。左与右的划分被应用到了阶级斗争的叙事之中，简单地说，左派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右派就是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不过，共产主义事业也并非越“左”越好。在20世纪的俄国与中国革命中，列宁与毛泽东就曾严肃地批判过党内“左”倾的错误。对于两位革命导师而言，党内的“左”倾者并不是在阶级立场上出现了问题，而是在操作中犯下了理论脱离实际、实践脱离历史、过于冒进和理想主义的错误。
显然，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左右观中，左与右的定义不仅保留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立场，还保留了进步与保守、理想与现实的意义。之所以“左”倾不可取，是因为尽管社会主义事业从总体上是理想的、进步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冒进，不懂得根据现实处境而灵活地后撤与妥协，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之外，资本主义国家也为左与右增添了新的内涵。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左翼运动。一大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感到不满，又对苏联的僵化实践嗤之以鼻。他们试图走出新的左翼道路，因此被称为“新左翼”（或译为新左派）。
与旧的左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还吸收了欧洲19世纪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浪漫主义思想，因此要比“正统马克思主义”更“唯心主义”一些。“革命”行动更多地停留在于文化和思想领域，并没有对私有财产等传统左派议题发起攻击。
可是他们毕竟有一些创新。反叛、激进、疯狂、抗议、嬉皮士，新左翼提出了时至今日依然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民主国家左翼政党的政治和经济主张，比如：种族与性别平等、同性恋合法化、反战、反主流文化、尊重多元差异、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自然环境等等。
可是，新左翼运动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便消声灭迹了。
不久之后，经济中的左翼理论也在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遭到了质疑。
主张政府干预、放水拯救就业的凯恩斯主义（被认为是左翼的），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金融衰退的背景下，曾被看作是有能力替代自由主义放任经济（被认为是右翼）的更好的经济模式。彼时的西方金融系统，秉持“晴天打伞、雨天收伞”的原则，不能为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救助，因此很快就陷入了螺旋通缩的恶性循环之中。
然而，到了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的弊病已经不是通缩而是“滞胀”，放水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重病情。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主张减税、经济保护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80年代席卷西方各国。由于它不顾贫富加剧的拉大，并且是对凯恩斯主义流行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承接，因此被看作是右翼的、保守主义的。
与右翼经济相配合的，是右翼的政治主张。特朗普的偶像、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与特拉斯的偶像、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刚好在各自的国家执政了整个80年代，并因保守主义右翼立场而出名。加强国族主义、回归传统价值观、放松政府管制等目标，是他们共同的执政纲领。右翼自由主义反对通过政府的干预来抹平人与人的差别。正如里根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所说：
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也就是右翼自由主义的“小政府”精神。为了自由，他们宁可牺牲平等。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的左右概念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法国大革命时期（18世纪末），左派的立场是反对君权神授，努力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人权思想，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右派的立场是维护君权神授，坚持传统宗教与贵族等级制。
第二个阶段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期（19世纪中叶开始），左派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追求平等，崇尚劳动，信仰社会主义理想，支持普遍的国际主义而非狭隘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主张；右派则是左派的反动的对立面，如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殖民者等一切剥削阶级。
第三个阶段是发生于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左翼民权运动时期（20世纪60年代开始），左派的立场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弱势”人群，主张平权、和平、保障充分就业、保护环境等；右派则是代表着传统的白人集团，主张民族优越性、怀疑国际社会、经济放任自由、回归传统价值观、重建宗教共同意识等。
不难发现，尽管政治左右的内涵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根本性差别是一以贯之的。
这个差别就是对等级制的态度有所不同：左倾向平等，右倾向不平等。
在两种学说的对比中，更平等的、更不需要参与者的准入条件的那一个就是更左的；相比而言，另一个学说必定附加更多的身份资格。
举几个例子：相比与地方性的宗教世界观，科学世界观就是更左的，因为它不需要借助于只属于少数人的神秘经验，在科学理性面前人人平等；
相比于家族主义，个人主义就是更左的，因为个人主义摆脱了家族内部的特殊身份，特殊身份总是让人固定在特定的等级之中；
但是相比于个人主义，人人平均主义又是更左的，原因在于个人主义没有解决每个人因条件不同而造成的等级差别，平均主义则取消了这个差别（有人据此认为自由是右的特征，但这不准确，因为“自由的右”不并总是能涵盖“保守主义的右”，自由与右的关系不像平等与左的关系那样紧密）；
相比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际主义就是更左的，因为国际主义没有因国籍的差异而歧视任何人。
最后，说个带有哲学味儿的：相比于“过去”，“未来”是更左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自由思考一下。
不论是老的右派保皇党，还是新的右派自由保守主义者，他们都相信人与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平等并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
反之，不论是老的左派还是新的左派，都将平等作为首要价值，虽然他们所追求的平等可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由于绝对的平等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我并非是站在右派的立场说这句话，而是因为有待平等的方面和要素是无穷多的，因此绝对平等是一个需要无穷的步骤才能完成的事业），而现实相比于理想又总是不够平等，因此左派往往显示出理想化改革倾向，而右派显示出维持现状的保守倾向。
当然，如前所说，左与右的标签不是绝对的，是在与对立面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一个左派观点在更左的面前，就是右的；而右派在极右的面前，就是左的。
并且，左与右只是复杂的政治理论的一个简化侧面，就像三维物体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影，它无法表明一个政治理论所蕴含的全部精神和智慧。
任何成熟的政治理论，如果逐条掰开来看，都是既有左也有右的，我们只能说它总体上倾向于什么，但是不能说在它之中完全没有相反倾向的某些观点，否则就会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
其实西方民主国家一百多年来的左右政党轮换已经证明，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各有优势和短板。它们与其说是绝对真理，不如说是应对不同时代不同问题的不同药方。
左与右的各种主义，如果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极端主义。也就是说，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国家极左与极右的抬头，因为极端主义恰恰把某一方向当作是绝对真理并笃信不移。
比如，左派主张平等平权，这是好的，但是极左主张绝对的均等主义和无节制的向下拉平，这就是坏的；右派主张身份认同，这并不坏，但是极右主张xx至上的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这就是恶的了。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西方一人一票的选票制度很容易成为政治极化的土壤。为了争取最多的选民，民主政客在竞选拉票时期往往倾向于大放厥词、耸人听闻，因为模糊的立场让人难以记住，只有够极端、够劲爆的口号才能鼓动人心，令人印象深刻，从而赢得更多的选票。
并且，政治极化也会在政客与民众的互动中愈演愈烈。左翼政客的天价福利承诺既抬高了左翼民众的期望值，也激起了右翼团体的更大的不满；同样地，右翼政客鼓吹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立场越强烈，左右民众之间的仇恨就越大。
马斯克曾发过一张十分有趣的讽刺漫画，他用这张图来表明他自己本来是一个中间派，却因为左派走向了极左，因而好像显得右了起来。
我相信，这是很多西方中间派，近些年来的共同感受。
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儒家还是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都将“中庸”看作是最好的行事准则。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在左右撕裂的环境下却越来越显珍贵了。
不要忘记，上一次因政治极化导致的世界大战，离我们并不遥远。
73年前，国际社会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苦难中“站起来”的伟大时刻。73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新阶段迈进。
当今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和平更显珍贵，富足更显难得。但是中国，早已成为了世界和平的捍卫者与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