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门的诞生
郑成功在反清复明过程中的成功起义，导致了各类新型秘密会社逐渐产生。他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间谍系统和地下组织。但在他去世后，这些组织也分崩离析。但有128名参加过起义的和尚聚集于福州附近的南少林寺，继续对抗清兵，他们武功精湛，却被一名叛徒出卖，只有18名僧人侥幸逃脱。这些英勇的和尚一个个被缉拿归案，最终只有5个得以幸免。这5位功夫大师通过古代的门派和海岛帮派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新的反清核心。他们根据明朝开国皇帝的年号“洪武”，给自己命名为“洪门”。洪门致力于推翻清政府，恢复明室，口号广为人知：反清复明。
洪门成员散布在从福州、厦门到汕头的沿海地带。他们当中很多是数百年前流放至此的客家人。为了集体生存下去，过去的流放犯和现在的亡命徒紧密联系到一起，共同进行反清大业。
洪门成员们操一口特殊的潮州话，属于特殊语言系统。在旧社会甚至当今社会，有特殊语言系统的人群，更容易形成各种组织、帮会、商会、工会等，有同一种特殊语言系统使得他们之间天然的更容易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庇护、相互扶持。在今天的中国，富商都出自于东南沿海，范围再小一点，就是主要集中于潮汕和宁波。他们大多以同乡、家族的形式互相拉扯扶持（当然有时候也存在负面的典型，比如电信诈骗在集中在某些有特殊语言系统的地区，就不点出名字了）。
在北方，由于政府控制得极为严厉，他们很少公开活动，洪门的分支常以门派的形式出现，比如八卦门就是其中的一支，它也被称为“义和拳”，西方人则称其为“拳匪”。
在南方那些远离政府严密审查的地区，这些社团便较少显露其精神色彩，更多地发起明目张胆的活动。比如”三合会”，三条边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概念中的天、地、人。三合会又可分为三个分支：”天地会””三点会”和”三合会”。宋查理和孙文就属于其中的三合会分支的成员。三合会到了19世纪，已经出现了数百个附属帮会，他们之间仅保持着名义上的联系。一旦称为三合会成员，终生再难退出。
一些地方的三合会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爱国组织，而另一些则借爱国之名行犯罪之事。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许多三合会组织从政治斗争转向了谋求经济利益。
二、致公堂
致公堂是当时美国最强大的三合会。它源于广东省，最初的成员大都是走私犯、海盗和沿海商贩。致公堂在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成员逃到美国，并在那里建立了分会。除此之外，美国还有数个其他的三合会组织。安良堂以纽约为中心，其势力最远达到位于美国西部丹佛市的唐人街。秉公堂活动在西部沿海一带，控制着温哥华和旧金山。协胜堂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势力也很大，英端堂则控制着美国西南部地区。此外，规模较小的合胜堂和萃胜堂在洛杉矶的势力较大。
孙文先在上海加入了三合会，为了获得在美华人的支持，又在美国加入了致公堂。
三、孔祥熙家族
孔家的财富主要来自其开设的连号当铺。这些当铺从设在他老家山西太谷的总部拓展到全国各地，主要是向农民和中小商人提供贷款。当时中国的农村还没有西方那样的银行。丰年时节，农民要向地主缴纳沉重的地租。若赶上土地歉收，精明些的地主则会让农民们出公差，或者贷点款给他们，以此来抵消部分地租。在大一点儿的市镇，这种农民与地主直接打交道的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上述那种简单的经济手段也行不通了。于是，像孔家这样的当铺老板便涉足这一领域，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孔家人可谓经营有方，每当丰年都收益颇丰。遇到灾年，他们便会慷慨地向农民、地主和店主们发放小额贷款。由于很多抵押品因过期而丧失赎回权，孔家人大发其财，再加上他们善于经营，利润不停地翻番增长。最终，孔家的放贷网络延伸到了北京、广州，甚至日本。孔家现在已经有能力为任何企业提供担保或资金支持。
孔祥熙的父亲最初在北京从事家族事业，后来返回太谷协助管理总部事务。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孔家的当铺生意也被一些现代化的地方银行取代。于是孔家便开办了自己的银行，还把各地的当铺改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式杂货铺，并开始探索其他能挣大钱的领域。
孔家是大军阀阎锡山最为信任的顾问。阎锡山曾把山西省从清政府手中”解放”了出来，他在中国算得上那种”开明些”的军阀，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会与外国人合作。孔家在金融财务方面给阎锡山提供指导，确保他的商号能够获得丰厚利润，以支撑阎锡山创办的银行系统。作为回报，面对蜂拥而来的外国公司，孔家拥有优先选择合作对象的权利。
孔祥熙在太谷老家出生，他的母亲在生他妹妹的时候不幸去世。由于父亲一直忙于纷繁复杂的金融业务，他们几个孩子全都被送到了美国传教士丁家立博士在当地开办的一所学校读书。在那里，祥熙秘密加入基督教。他在那里一直读到1896年，后来又转到了位于北京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华北协和学院。后来他参与了一笔非常古怪的资金转账，这笔业务显然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一笔巨款的转账有关联。
当年义和团在华北横行一时，他们共杀害了200多位外国传教士和50名传教士子女，以及约20000名中国基督徒。1900年义和团横扫山西省时，孔祥熙正在老家度假。当时，无论外国传教士还是中国基督徒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孔祥熙当着父亲和叔父的面承认自己也是一名基督徒，这还是他们头一遭听说此事。他们把孔祥熙藏了起来，直到拳匪之乱结束。在他藏匿期间，山西有159名外国人遭到杀害，其中包括137名新教传教士及他们的子女——这些人都是孔祥熙的朋友。
正当西方军队占领北京之际，孔祥熙却趁机帮了一个大忙。由于庚子教案中大部分传教士都是在山西被杀的，因此西方各国最想严惩的就是山西省。年轻的孔祥熙凭其三寸不烂之舌，竟说服外军指挥官们改变了主意。以往遇到这种事，通常都是先给予外国人巨额数量的”赔偿费”，然后还要同意给予那些急于来华的外国公司以各类优惠政策。孔祥熙当时到底是如何处理山西省面临的问题，其具体细节多年来一直无人披露。然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包括美孚石油公司在内的外国资本在山西变得空前的活跃，传教士们被杀的事也被忘到了脑后，外国人再也没提严厉惩罚山西的事。
1919年5月4日，《凡尔赛合约》签订6天后，消息传回北京，五四运动爆发。
四、黄埔军校成立和国民党初期经费来源之谜
1924年3月3日，蒋介石正式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及国民党军队参谋长。当时的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其他顾问并没有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这是他们犯下的一个重大的致命错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从传统角度历来重视三种关系：第一是对自己家族的忠诚；第二是姻亲之间的忠诚；第三是师生之谊。在后来的岁月里，蒋介石和他的黄埔系军官们还有各地军阀，都是利用这些关系参与到时代的风卷云涌之中。
截止到1924年，国民党一直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一直依靠从海外华人和国内商界哪里募捐和贷款。在1924年1月底，孙文收到一笔60000元（中国货币）的贷款，当蒋介石问此事时，党内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让他别管闲事。后来证实是莫斯科给的。莫斯科在黄埔军校投入了约270万元。凡尔赛会议上签署的禁运协议禁止中国从签约国购置武器装备，但由于苏联人没有参加凡尔赛和会，所以可以给中国提供武器。仅在1925年这一年中，从苏联运给国民党的武器总值就达250万卢布，此外还有更多的武器装备存放在海生崴待运。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在陈果夫负责的招生运作下，500名具有中学毕业文凭的青帮成员进入了黄埔军校。这是青帮在黄埔军校中暗中布局的绝佳机会。
五、武汉国民政府的夭折
如果没有斯科的干预，那么最终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可能会是邓演达，而不是蒋介石。宁汉分裂时期，邓演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指责蒋介石篡权和背叛了孙文的意愿。蒋介石则称邓演达是一个”共产分子”。与此相反，邓演达和宋庆龄只是认为共产党的某些计划是对孙文的三民主义的一种补充，他们并不赞同共产党屈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斯大林的独裁专制。现在，他们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故意干涉中国。一面是蒋介石和青帮威逼利诱，另一面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诡计，新生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来得及站得住脚跟，就注定要夭折了。
六、蒋介石与希特勒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请求他给予军事援助，于是希特勒便把冯·塞克特和乔治·魏采尔中将派到了中国。委员长决心”剿灭”共产党，而不是抵抗日本人，这一点很符合希特勒的心意。塞克特制订了一项耗资巨大的战略计划，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超预期地从宋子文掌管的银行金库里掏银子出来，最终导致两人在1934年8月的时候大吵了一架。
塞克特让蒋介石在江西的红军占领区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公路，还要求他修建了成千上万个混凝土防御工事，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用坦克和装甲车发动进攻。
一方面，蒋介石像墨索里尼一样，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国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教会农民们不要随地吐痰，并确保火车能够准点运行；另一方面，他又像希特勒那样，决心除掉社会和政治上的堕落分子，让民众遵纪守法，即便是遇到几次严重的挫折也在所不辞。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有三个支撑：国家主义、对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以及对民众实行斯巴达式的军事化管理。
孔祥熙夫妇去欧洲出访，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参观德国蒸蒸日上的军事工业。孔祥熙从德国购买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孔祥熙随后去拜会贝尼托·墨索里尼。孔祥熙抵达后，同意大利人达成了一笔交易：中国仍欠意大利2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的钱，将用来购买”菲亚特”战斗机。墨索里尼让他那相貌英俊、皮肤黝黑的女婿，驻华大使齐亚诺伯爵负责具体办理此事。意大利人对处于婴儿期的中国空军的资助进一步扩大，准备在洛阳建一所飞行员培训学校，在南昌成立一家”菲亚特”飞机组装厂。
孔祥熙在德国和意大利取得如此”成功”并不足为怪。当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才刚刚建立，急需合适的右派势力来购买其武器装备。当时意大利是头号法西斯国家。与业已成名的墨索里尼相比，身穿不合体的服装、脚穿破底皮鞋访问意大利的希特勒只不过是个新手。当时墨索里尼已经把罗马的大街小巷整伤一新，所有的贫民窟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使这座古老的都城恢复了古典的开放和壮观面貌。
宋子文一直在劝说蒋介石忘掉共产党，保卫中国免受日本人的侵略。与此同时，日本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则鼓励蒋介石亲近日本，”剿灭”共产党。意大利和德国都在急着寻找盟友，而中国的地位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她与苏联的东部边境接壤。局势很明显，如果苏联忙于东部边境的事务，那么她对西方的威胁就会减少一些。委员长对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警察体制也越来越迷恋。最终他派自己的小儿子纬国去德国接受纳粹教育，这也许是为了弥补其长子（蒋经国）背叛他而留下来的遗憾。蒋纬国后来在德国第九十八兵团担任少尉，在回国之前还曾于1938年参加过入侵奥地利的军事行动。
七、毒品交易
尽管当时国民党超发货币，中国经济近乎窒息，但每当遇到财政方面的困难，蒋介石总能应付过去，因为他有一个巨大的税收来源，就是稳固的毒品交易。青帮对中国黑社会的控制实际上是源于其对鸦片运输的垄断。上海本身就是在大批棕色大烟的技术上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经常用读片收入来支付大量的账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退出了鸦片交易，从英国人那里传到中国的鸦片贸易便落到了中国黑社会的掌控之下。军阀混战时期，鸦片也是统治中国各省的军阀首领们的主要税收来源。通过征收鸦片种植税、运输税以及对烟馆和吸烟器具等征税，这些小的独裁者在自己的辖区内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如果蒋介石政权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那将给他的军队提供一个巨大的、用之不竭的收入来源。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新鲜，20年前，正是由于杜月笙向黄金荣提出的同样的计策，导致整个长江流域的三合会组织合并成一个青帮控制下的鸦片垄断联盟。蒋介石不过是想把这一策略”提升”到国家高度。
1927年，在宋子文还没有答应加入新政府之前，身为财政部部长的他已经开始着手组织一个官方的鸦片垄断机构，以增加国统区的税收。在国家禁烟局（这个名字非常滑稽可笑）试图垄断江苏省和杜月笙的老家浙江省之前，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些地区很短时间内撤销了官方的鸦片项目，对他的教父杜月笙采取后退策略。在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从三个省就收取了1700万元所谓的“禁烟收入”，与盐务税相比，鸦片交易带来的收入多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为了减少青帮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双方从事鸦片事务的人员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联系。南京国民政府允许海军和警察部队与青帮展开合作。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人对鸦片的需求也超过了国内的供应能力。从上海的警方报告可以看出，1930年宋子文亲自出面与杜月笙接洽，在国民党军队的护送下，向上海运送了700箱波斯鸦片，以补充业已耗尽的中国国产鸦片产能。
华北是中国鸦片产量最多的地区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占领该地之后，蒋介石在财政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问题是双重的：蒋介石失去了在这一地区从事鸦片交易所带来的收入，而日本人则利用这片征服地上出产的生鸦片从事国际鸦片贸易，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蒋介石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首先规定中国人吸食经过提纯的吗啡和海洛因是非法行为，然后又跟日本人签署协议，从他们手里购买鸦片。尽管这事听起来有点儿不合逻辑，但蒋介石宁愿在华北地区出一个基本价从日本人手里购买鸦片，也不愿意放弃他可能从鸦片交易中得到的全部收入。否则，即便他不买，日本人也会向国统区走私鸦片。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鸦片逐渐让位给劲头更大的吗啡和海洛因。这种演变是一步步发生的。19世纪末，吗啡被西方传教士广泛使用，用来治疗中国人的鸦片瘾，因此这种毒品在中国被称为”耶稣烟”。187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的化学家们从片中提炼出了海洛因。1898年，拜耳公司将其作为一种专利药品发行，主要用来治疗吗啡瘾。中国人最初吸食鸦片上瘾，然后改用吗啡，最后又开始吸海洛因。截至1924年，中国每年从日本人手里购买的海洛因数量之多，足可以供4亿中国人每人吸食4次。而就在同一年，美国国会在刚宣布禁酒令不久，又宣布禁止把海洛因当作专利药品销售。美国那些从事非法制造、走私酒水的犯罪集团成员立即转而从事海洛因贸易。欧洲的犯罪团伙从波斯和所谓的”金新月”地区获得鸦片，而美国犯罪集团则觉得从中国购买鸦片既方便又便宜。
1931年，国际联盟为海洛因生产设定了国际配额，以使其产量减少至仅够医疗之用。在同一年，杜月笙在上海江对岸的老家浦东高桥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杜氏祠堂落成庆典，为此他还专门请了一些戏班。而这个杜氏祠堂就成了杜月笙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基地。
日本人控制了满洲里的鸦片种植区后，通过把大量的吗啡和海洛因运往内地，对中国进行肆意破坏。在不归中国政府管辖的外国租界里，中外商人都能够自由进行毒品交易，却不用担心受到惩处。蒋介石禁烟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取消一些鸦片吸食者的配额后，逼得他们不得不改吸价格更高的吗啡和海洛因。这正是蒋介石和杜月笙实行禁烟运动的用意所在。
结合高华生前所著的红太阳，里面提到在延安时期，曾经种植过“特货”，可以看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大地上三股势力最大的都在通过毒品交易来补充各自的经费。
到杜鲁门以微弱优势当选美国总统时止，美国给蒋介石提供的援助总数早已超过38亿美元，其中至少7.2亿美元被孔祥熙家族（保守估计有10亿美元财富）和宋氏家族当做私人财富被存放在美国的银行里，孔家在美国的大部分流动资产都存在他开办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里，而宋子文的大部分流动资产则存在广东银行旧金山分行。这两家银行都有他们家族直接管理。此外，在西雅图和波士顿的几家银行里，FBI也查到一些大账户。除了存款，孔家和宋家在美国还拥有和控制着很多家公司。
金圆券骗局是蒋介石临别前的最后一击。在以4:1（金圆券兑美元）的汇率引入金圆券5个月后，金圆券与美元的兑换率暴跌至100万:1，国库的黄金都被转移走了，局势失去了控制。
在1946-1949年，竭力效仿美联社的台湾“中央通讯社”花费了6.5亿美元来捏造蒋介石反共斗争的系列文章，并盛情款待美国和远东地区的报社编辑和记者。怪不得美国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蒋介石是一个道德典范人物，认为他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台湾当局对美国极右报刊，特别是奥克兰的《论坛报》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这家报纸的老板诺兰参议院是西海岸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华盛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之一。蒋介石的另一个坚定地支持者是曼彻斯特极右报纸《工会领袖》的出版人洛比。
宋霭龄是宋家真正的计划大师，在财富方面手段只有其弟弟宋子文可以比肩，在权力方面，坐在背后操弄权术，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媒人，是宋子文长期为蒋介石当财政大管家的背后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