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了吴浊流的名作《亚细亚的孤儿》，略微了解到在近代史上台湾社会的众生相。作者站在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的角度上看世界，来解读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对于个人、本岛和国家（此处的“国家”既不是指中华民国也不特指日本，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地缘关系上的“台湾岛”更合适一些）命运的茫然和挣扎，这是大陆所有历史教科书上都不可能翻到的，尽管近代史是学生们升学考试的必修科目，很多人都对“×××的意义”、“×××的根本原因”之类的概念倒背如流，却鲜有独立己见之士。
书中的主人公姓“胡”名“太明”，出生于日渐没落的书香门第。他学生时期开始接受的是新式教育（类似于清朝末期设立的学堂），后来从台湾辗转到日本求学，寻工作无望之后又去到大陆谋得中学教师一职。并且在大陆结婚生女。后因日本侵略东北三省，当时台湾被日本占据，台湾人在大陆常常被投以异样的眼光，怀疑是否为日本人的间谍。从小就书生气的太明常常埋土苦读，拙于社交活动和与人周旋，空有一套理论与空想，却对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不甚了解，这是他最后疯掉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市井之民，太明无非就是想求得一官半职，一来可以光宗耀祖，二来衣食无忧，还能和母亲、妻女团聚。但这在二十世纪初的日据下的台湾，太难了。
为什么我要把本文起名为“尴尬的身份”，就是因为台湾土生土长的人身份不被认同的缘故。上文说到太明在民国统治下的大陆因为亮明了“台湾人”这个身份而被周围的人不信任，甚至被警察局抓去班房，最后不得不撇下妻女，独自逃回台湾。时间轴上在往前推，太明的学生时代对内藤久子表白而被拒，其深层次原因就是太明不拥有纯正的大和民族的血统，即便他和她当时的地位是相同的，但血统上的鸿沟是不可能逾越的。这个鸿沟却不被当时的“皇民派”真真正正的认识到，期待成为日本国民的“皇民派”们对于殖民他们的日本人唯首是瞻，其中很多人是在日本的奴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然心向往之，但最终仍然被视为异族。和这些人相比，太明算是吃了有文化的“亏”，对于时事和是非他有自己的认识，不会苟合于“皇民派”；同样由于在认识上他远远超越了族人和同村的农民，他也不会断绝自己的理想（哪怕只是空想）去务农。思想认识上的不高不低虽有贵人为他点拨一二，但无济于事，社会地位上的高不成低不就才是最要他命的。也许农民、保证、处长和亲日派过得也并不比他好，不过起码精神上没他痛苦。作者吴浊流定名这本书为《亚细亚的孤儿》，“孤儿”二字意即精神世界里的孤独和迷茫。太明在他周围很难找到知音，总不可能对族人论诗词书法，对“皇民派”讲《墨子》吧？！所以这种空虚和迷茫从学生时期就一直伴随着他。虽然辗转过日本和大陆，但故乡之外都不是他的归宿。
作为一本小说，其历史背景的细节不一定完整、准确，但日据时代的台湾人由于种种原因被迫送上日本侵略版图的前线充军或做劳力是不争的事实。被裹挟的台湾在二战中扮演过日本侵略东南亚多个国家的跳板，承担过日本人军需后勤的补给（书中很多细节都能反映战时国家主义的社会形态），在二战后期塞班岛战役时候又是备用的堡垒和要塞。书中大部分章节正是有这样的历史主线贯穿其中，所以人物因此而鲜活生动。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在数十年的“日式”教育的影响下成长，这样植入骨髓的教化影响到了台湾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导致了后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退居台湾后的“二二八”惨案，该惨案终其根本，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当时台湾人刚刚脱下木屐和服还未来得及穿上他们以前的传统服装就又被外来势力所统治（在大陆民众的角度上看，我们怎么能是”外来“呢？但仔细想想，谁又真的把台湾人当作平常的外省人来看待过？）。台湾和大陆的隔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后来二十世纪末李登辉亲日，海峡两岸一度被战争阴云所笼罩，根本原因亦是如此，这是后话。
我以前在Blogger上看过很多台湾网友的博客，对他们眼里的“对岸”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网上曾经有篇台湾网友写的文章，站的角度和我上面所描述的差不多。很可能，在某些毛左和粪青看来，脑海中马上会某些政治敏感词汇划上等号的，但那位台湾网友的本意却并无冒犯政治红线的意图，正如我开头所说，对很多台湾人心里这种复杂的情感可以做出多重理解，或许那个“家”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岛而已。完完全全没必要像一些根本没有知识积累的人所骂的那样上纲上线，文革过去都三十多年了，这些遇到与自己价值观不同就随口喷粪的人怎么还冥顽不化呢。时至今日，由地缘关系造成台湾岛的封闭和特殊性所带来、遗留的某些东西仍然存在，也许身份的尴尬不如以前明显，毕竟台湾人民已经有上百个落地免签国家的待遇，但最核心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里，似乎还未找到彻底摆脱的途径。
“被歪曲的历史潮流个人是无法力挽狂澜的，但是希望自己能够超越。”——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