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10岁加入少年队，14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我们立即又把他们吸收进入冲锋队和党卫队等等，他们再也不是自由的人了，整个一生都不再有自由’。
在有意识地唤起人们内心的感受以达到控制人们头脑的目的时，儿童是用容易被争取的对象。
他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地坚决支持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时代的见证人回忆道。积极活跃、遵守纪律且又满怀激情地适应独裁制度的年轻人收到欢迎，无需询问他们的出身背景。顺从的儿童受到欢迎–他们是希特勒战争的炮灰。
承认她们曾经相信了一件错误的事情，这也使她们感到极端的痛苦。
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的这个‘父亲’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是他们那些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这个独裁者的父母此前就已经决定了的。
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向很多人所表达的是作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一分子的感受。正式这场运动赋予了他们民族未来和命运的重任。能够参加一年一度的纳粹群众‘朝圣’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誉。‘可以参加帝国党代会对我们希特勒青年来说是一种荣誉。不能参加的人感觉受到了冷落。’克劳斯·毛尔斯哈根回忆道。
小学和中学的老师要用一切手段动员他们的学生成为少年队的队员。
我现在想不出来，当时我们学校里有什么人不是少年队队员，或者14岁以后不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这用不着考虑，没有商量的余地，对于青年人来说几乎没有选择。
虽然知道1939年参加希特勒青年团都是自愿的，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孩子能够顶住普遍存在的眼里以及大集体的引诱。
在越来越强求‘一体化’的纳粹社会里，希特勒青年团唤起了儿童们的自我价值观念和虚荣心，使他们在参加为人民和祖国服务的活动中感到了自身价值的提高。
没有一次活动、没有一个营地、没有一次郊游不进行‘世界观教育’，没有一次不用没有任何理智的思想意识信仰内容进行转经筒似的说教。
‘青年之家的活动安排是不由自己的，任何创意都被压制下去。没有讨论的余地，一切都是独断专行地按照命令组织好的。我们根本没有可能自由表达意见，也不敢提出批评。’鲁道夫·希姆克说。
通过不断地举办活动和要求青年人对事业具有紧迫感，希特勒青年团达到了培养跟自己思想行动保持一致的青年的目的：这样的男性青年是受欢迎的，他们积极向上，身体健康，有专业技能，遵守纪律，完全适应独裁统治，不问为什么。
当民主征服整个世界的时候，当群众想掌权的时候，赞成元首制度和忠诚的思想又在青年运动中复活了。
席拉赫滥用了青年人的单纯质朴、容易激动和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意识形态而是可准备献身的精神。
老师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头头们是散布在共同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在他们的人种学教科书里，他们宣传‘具有雅利安种族优越感的人’的种族形象，这种人必须用‘强者的权利’击败具有‘劣等遗传特征’的人。
席拉赫的专长是宣传性地将死打扮成是为‘元首’、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只不过是对幼稚幻想的可怕而又美丽的诱惑。
‘帝国青年领袖’多年来始终不断地向希特勒时代的儿童灌输爱国、做好战斗准备、服从命令以及自我牺牲的思想。
你是微不足道的，你的人民才是一切。
在那样的时刻，一个‘新时代’极权主义要求的核心问题特别明显地出现了：消除个性，以利于一个模糊不清的‘民族的’同一性……不要想你的民族能为你做什么，而是想一想，你能为你的民族做些什么–这一点在当时很多青少年身上影响是巨大的。
讨论甚至批评是禁止的，只有领导和服从。
哪里情感被蓄意唤醒，理智遭到扭曲，哪里的儿童就是容易到手的猎物。
一些人看作是枷锁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恩赐；对一些人来说是天堂，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可能是地狱。
‘战后有人对我们说，’安妮玛丽·施特拉索斯基说，‘说这些年我们完全生活在不自由之中。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观点。我根本没发现我不自由，因为我对现在解释的自由这个概念根本不知道。’
是什么使得希特勒作为男人对同时代的女人如此具有吸引力？也许首先是因为：他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把自己导演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离群索居者。群众完全不熟悉‘元首’的私生活。
向电影新闻周报公开的照片虚构了一个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过的‘元首’–一个忠于职守、似乎还每一分钟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中度过的人。
‘信仰’的核心信息在姑娘们那里当然也是‘人种学’–‘优良血统’与‘劣质血统’的思想。
因为缺少信息而盲目信仰，这也可能是每个独裁国家中支撑政权的最强有力的支柱之一。
我们希望能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意志，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并独立做出判断。这些当然无法协调一致。不可能既是虔诚的国家社会主义这，忠于元首，同时又能批判地思考。
他们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周围环境，远离父母和朋友，毫无抵抗能力地听从国家政治教养院的绝对权利要求–他们成了制度的战利品。
史密斯得出结论，教育‘基本上是洗脑筋’。给年轻人灌输种族思想教育，他们学习的是，憎恨以基督教作为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相信‘元首’的非凡力量。
当时是忠于路线的，今天看到跟压抑的是‘不假思索地就相信传授给我们的是不言而喻的’。不言而喻的结果是，这些‘论据’深信不疑地被他拿了过去。
这那是给他们的是一个虚假的世界，而他们却认为是真实的。今天他看清了，这种教育想把他们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自己不去思考；我们应该尽可能不去同情，不去怜悯。人们想让我们面对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变得麻木不仁。我可以说，这是教育的成功，知道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才理解到我们失去了什么。’
什么留下了？‘心灵上的伤疤。’哈尔迪·克吕格尔谈到他在阿道夫·希特勒学校读书时的情况时说，‘从这时起，在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几乎是过分强烈的正义的要求，一种对于许多人往往难以解释的宽容，对每一个思想不同的人、对每一种宗教的宽容。而人们想要教给我的正好相反。’
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当时不会认为是耻辱。情况正相反，如果脱离出去，做与其他人不同的事情，那才是耻辱。’当年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保罗·科伦贝克回忆道。
借助对‘德意志民族大家庭’、‘民族团结’以及‘牺牲精神’的号召，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能激发‘民族’情绪的觉醒，又能把对人的控制深入到家庭内部的私人空间里。
通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青年人被训练得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只知服从，他们成了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驯服工具。‘第三帝国的强项就是，我们被训练得根本不再去思考，而只是机械地听信口号：你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赢得战争而处理，你们是战无不胜的。’一位原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回忆道。
与那些移居者相反，波兰人在纳粹用语中被称为‘种族自身文化在没落’的劣等人，被列入‘不能改造的民族’只列。更确切地说，‘他们的血液要是侵入到德国人的血液里来的话，会造成德意志民族的退化’，因此要把他们‘彻底清除’掉。
本来是一次很正常的娱乐性聚会，可是在独裁政权的眼里，这正好是一次‘青年人组织的危害党和国家利益的非法活动’的明证。从1940年起，在汉堡的‘阿尔斯娱乐宫’以及皇宫饭店里举行的跳舞晚会多次被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用暴力驱散……
独裁政府对青少年在大街上的寻衅闹事极为重视，认为即使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也会变成政治问题，而政治上的过激行为就会引发刑事犯罪。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暴力都应看作是‘破坏政治秩序’、‘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化’和在政治上‘未被种族主义思想’。谁要是不接受希特勒青年团的管教，谁就是‘政治上的堕落’。
在一个日常生活‘一体化’、步伐一致，个性完全被埋没的纳粹统治的国家里，‘参与就是一切’这句话比在任何一个其他社会制度里更加适用于青年人。
他们毕竟还是可塑性很强的半大不小的孩子。他们之所以径直往火坑里跳，那是因为别人往里跳。这是一种盲从行为，并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
这种不讲道义的教育制度产生的后果就是，青年人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对他们的领导从不产生怀疑。经过多年的洗脑筋后，他们做事从不去思考。‘当时命令就是一切，’原佐尔陶的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承认道，‘我当时真想为了元首，为了人民、为了祖国让人开枪把我打死。在希特勒强年团里命令决定一切，一旦命令下来，就必须执行。’
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在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们既是战争的牺牲品，同时也是战争中的帮凶。
许多人都是这样：向往表面上看来是伟大的事业–为‘祖国’而英勇牺牲。然而，‘这是个什么样的祖国呢？’当年还刚到18岁的莱因哈德·阿佩尔扪心自问，‘当然，后来才明白，那是个罪恶的政权，许多人当时就是为它付出了生命。’
征召这样一些童子军完全是出于纳粹宣传的需要。他们的偶像是战争中的英雄，他们的理想是‘为民族、为元首、为祖国’而献身。‘个人史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像这样的至理名言在当时非常深入人心。
对于这些经过多年纳粹军事思想教育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来说，在这里为他们的‘元首’站好最后一班岗是理所当然的。
这场战争确实使许许多多的人身心达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当你的认识提高以后，你就会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徒劳无益的，那么多人做出了无谓的牺牲，你的朋友平白无故地战死疆场，你的亲兄弟也是拜拜牺牲的，这是，只有在这时，你会感到极大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