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去往台湾的时候带走了他的老朋友陈独秀的遗稿，并为之作序，其中有一句话:“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后来胡适把陈独秀的遗志在台继续发扬，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开场白。在中国历史上，陈独秀是以一人之力催生两个反对党的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亡。唯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
惟其无志，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自觉性与爱国心》
陈独秀和他的小姨子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在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
陈独秀对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改造法国，创造“新人”的思想推崇备至，却忽视了雅各宾党注重外在仪式的各种暴力、残酷和恐怖，实际上是一种恐怖主义。后来共产主义在东方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和雅各宾路线的核心思想，改造人性列入斯大林的思想史。
黄埔军校的成立标志着胡适陈独秀领导的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终结。
中国人一直比较接近于卢梭式的民主:以集权主义作为出发点，人民的意志不等于所有人的意志，人民是一个整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是不可能违背人民意志的。这有别于胡适倡导的以个人主义作为出发点的美国式的民主理念。
法国革命面临着如何把天主教会对社会的控制解除，以及如何改造原来的贵族这些问题，所以法国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而美国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因为美洲大陆不存在这些旧的藩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沙俄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他们需要推翻原来的沙皇体制和白俄贵族体制，提升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但社会力量的虚弱，导致沙俄革命最后最后变成了一场以社会革命为名义的政治革命，最后政治力量控制了整个社会。
胡适在去往台湾的时候带走了他的老朋友陈独秀的遗稿，并为之作序，其中有一句话:“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后来胡适把陈独秀的遗志在台继续发扬，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开场白。在中国历史上，陈独秀是以一人之力催生两个反对党的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亡。唯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
惟其无志，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自觉性与爱国心》
陈独秀和他的小姨子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在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
陈独秀对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改造法国，创造“新人”的思想推崇备至，却忽视了雅各宾党注重外在仪式的各种暴力、残酷和恐怖，实际上是一种恐怖主义。后来共产主义在东方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和雅各宾路线的核心思想，改造人性列入斯大林的思想史。
黄埔军校的成立标志着胡适陈独秀领导的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终结。
中国人一直比较接近于卢梭式的民主:以集权主义作为出发点，人民的意志不等于所有人的意志，人民是一个整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是不可能违背人民意志的。这有别于胡适倡导的以个人主义作为出发点的美国式的民主理念。
法国革命面临着如何把天主教会对社会的控制解除，以及如何改造原来的贵族这些问题，所以法国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而美国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因为美洲大陆不存在这些旧的藩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沙俄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他们需要推翻原来的沙皇体制和白俄贵族体制，提升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但社会力量的虚弱，导致沙俄革命最后最后变成了一场以社会革命为名义的政治革命，最后政治力量控制了整个社会。
陈独秀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年代，要求必须集权和严格纪律的组织中，必然格格不入。
十月革命后，列宁向世界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暴动来夺取政权。但在欧洲列宁主义的实践遭到一系列的失败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开始把目光转向亚洲。在向广州的国民政府派遣共产国际的使者身上，他们背负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到中国物色一些可以拉拢的革命力量，加剧中国和日本的矛盾，这完全是为苏联的外交服务的。
马列主义在西方分为两个源流，一是第二国际的福利变成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另一个是第三国际通过十月革命变成苏联东欧。前者实际上在西欧是胜利的，通过福利主义、平均主义，同情弱势主义的左翼理论进行演变。后者由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思想，高举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由此再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它与法西斯主义非常接近，差距很小了，后者与法西斯主义已经十分相似了，列宁和他的信徒说我代表无产阶级，不需要选举，不需要议会等等来证明，希特勒说，我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同样不需要德国人通过选举、议会等形式来产生或者证明。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第一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成立时间不是1921年，最早可追溯至1920年6月到8月，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党组织在南方各地成立了分部，北方由李大钊在北方各省成立分部。
成立了党组织以后，陈独秀前往广州国民政府和孙中山陈炯明合作，任教育科长。陈独秀不愿意拿共产国际的钱，但他当时还年轻，对共产国际拉一派（派秘使到广州政府）打一派（派秘使到北洋政府）的意识形态掩盖下的坚定的苏俄国家利益认识不到。他提出的口号是打到军阀，统一中国，那时完全没有没有极左主义，他主张联合，而莫斯科却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积极营救，获得了陈独秀的好感，使之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主张。于是中共二大中国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拉迪克对陈独秀等人冷嘲热讽，并说共产国际准备联络吴佩孚作为可以扶持的对象。共产国际四大落幕后不久，中国国内就发生了“二七惨案”。虽然事实证明了陈独秀在莫斯科的发言是对的，吴佩孚与其他军阀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并没有改变共产国际把中共当做“苦力”或者“小伙计”的定位。于是国民党被共产国际视为可以扶持的对象，并派鲍罗庭给予巨额资金支持，于是有了国民党1924年的改组和联俄政策。
作为中国当时知名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的胡适，无视租界在中国存在的事实，不承认中国有帝国主义。他在左派思潮方面没有任何著作或者建树，可谓失职。
蒋介石北伐攻克武汉获取胜利的时候，在北伐的后方，共产党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并在鲍罗庭的支持和鼓动下发起极左的土地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陈胜吴广式简单粗暴的抢夺，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翻版。这些造成了北伐后方的大动荡。蒋介石在财政上被宋子文掣肘，也正在被鲍罗庭也就是共产国际所抛弃，最终因汪精卫被鲍罗庭暗中支持欲取蒋介石而代之（斯大林承诺给汪一千五百万经费），使得蒋介石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后，一开始身份没有暴露，后来被胡适转给吴稚晖，最终告诉蒋介石，身份暴露被枪决。二儿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被捕随机处死，他的大女儿陈玉莹来收尸因伤心过度最终病故。
1927年，斯大林面临中国革命的失败和苏共党内斗争的压力，写了两封信给莫洛托夫，其中对中共的评价极低，认为是一帮大杂烩（在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评价高一些），把责任全推到中共头上。于是陈独秀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斯大林把这种失败的责任主要推给两个人:陈独秀和托洛茨基。
陈独秀被中共官方史书记载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瞿秋白是盲动主义分子。其实从史料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领导的中共中央是在忠实地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而已。继书生气太强且性格倔强的陈独秀和容易驯服但性格太弱的瞿秋白之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共领导应该工人化，要更具有斗争性，于是向忠发被选中了。最终证明中共没有一套自己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形式上和公式化的东西，最终把白区和红区都给断送了，葬送了大量中共早期干部的生命。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暴力、封建的、游民的东西都揉在一起，最终击败了蒋介石。这些元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一直发挥着碰撞并产生能量。
1979以后，中共中央说资本主义太少要补课，这个命题在1920年陈独秀领导的中共就已经提出过，只不过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时局下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于是有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繁荣。直到今天，如何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发挥资本主义的优势，仍然没有答案，于是有了一个说法，叫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石头的过程中，我们数代人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斯大林在打倒托洛茨基后，托派成为苏共绝对的敏感词，之后开展了肃托运动。陈独秀在接受了托洛茨基大部分的政治观点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也就是托派。中东铁路事件开始，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分歧越来越大。后来演变成陈独秀主张红军不应该脱离工人阶级，要留在城市，如果到农村去就成了农民党或者土匪党。涉及到路线斗争，最终陈独秀这个中共创始人和五届总书记，于1930年被共产国际和中共开除党籍。
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狂飙突进，各类流派，各类思想都在激烈博弈。五四运动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已没有突破，成就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比如钱穆、钱钟书等，到了1949年以后更就荡然无存了。
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后，在江宁法院接受普通法院的审判，他的多年老友章士钊当时是民国第一大律师，章士钊试图在法官年前把他的托派立场和中共对立起来，以求给陈独秀减刑。陈独秀不同意章士钊的部分辩护，念了他写的长达四千字的辩护状。外面旁听的人有二百余人。法院判决1932年陈独秀开始服刑，后国民党于1937年对其特赦。出狱后他面对国共两党的明枪暗箭，想在1938年去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当时毛掌握了军队指挥权但还不是党的领袖，延安整风运动还未拉开序幕），但最后并未去延安，而是选择和家人去了重庆江津，没有接受托洛茨基的邀请去美国推动托派运动。
陈独秀在晚年不断反思自己，反思斯大林主义，反思其和马克思主义与民主自由的关系。最终他的思想结晶记载在《我的根本意见》，其中有这样一段: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几十年以后，在台湾，雷震掀起的第一次反对党运动和美丽岛杂志社掀起的第二次反对党运动，都和胡适继承陈独秀遗志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有关。
在中国，研究晚年的陈独秀思想依然是禁区，官方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民主是有阶级性的等和陈独秀的思想格格不入，但他的反对党之自由在台湾已经生根发芽。他晚年的思想结晶对于我们走向未来社会民主转型有着深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