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笃才，赣西南苏区时期红三军团第三师宣传科长，当时在黄克诚手下。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为红军挽回过部分溃逃部队，因在古田会议前站在朱德一边便不被毛信任，被调出毛率领的红一军团。何笃才评论“毛泽东过于信任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最后被扣以“AB团”的恶名惨遭杀害。据萧克回忆，他所在的师在1930年最后两个月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杀了六十多人，后来又要杀六十多人，被政委罗荣桓和萧克赶到刑场救下二十多人。
毛泽东的走狗李韶九将江西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逮捕并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刑罚，被打同志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烤行动不得”，有三个家属也被抓起来“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萧克在1982年回忆这次刑讯逼供，觉得过了半个世纪仍然不堪回首。
富田事变：1930年12月12日，刘敌同独立营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商量对付李韶九，三人一致认为肃反“AB团”是针对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刘敌率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了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又逃走，军政委曾炳春回乡避难。傍晚时分，谢汉昌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七十余人。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被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回乡避难。古柏和妻子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逃跑。
毛泽东明知将段良弼等人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他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心中有鬼。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人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其他人是货真价实的“AB团”，这种思维方式成为毛泽东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肃反“AB团”中毛泽东不仅无过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恐怖中，毛泽东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项英作为中央局在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在到达江西后于1931年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肯定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冲淡了毛泽东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重点批评了肃反“AB团”扩大化。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一号通告，修正了1月16日决议对段良弼等人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看法，并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与此同时，上海中共中央的派系斗争也有了结果：苏联派来的米夫召集开会改选了向忠发、王明、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的三人组，开始了被官方党史成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前去解决富田事变，事实上否认了刚成立的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并明确规定了毛泽东在江西的最高权威。代表团到达江西后宣布毛泽东是正确的，随后杀掉了以红二十军为主的数千名赣西南红军和绝大多数地方干部。虽然后来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江西，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但已经于事无补。
赣西南苏区在肃反“AB团”的同时，闽西苏区在肃反“社会民主党”，两场斗争的残酷性、运动规模、肃反手段都难分伯仲，对苏区造成巨大破坏，前有“富田事变”后有“坑口事变”，相隔刚半年时间。所有清洗运动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是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1954年中共福建省委对闽西被错杀的3728人予以平反，但对事件定性还维持1931年的决定。
毛泽东之所以被称为“毛主席”，源自1931年11月7日，他开始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
1933年1月17日，王明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成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
当王明在莫斯科频频谈论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正处于没有发言权的时期。当红军到达陕北，林育英从莫斯科带回无线电密码和新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与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毛取其所长，并结合国内形势，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了个瓦窑堡会议。
在官方党史中，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征后贯彻毛泽东思想而获胜的一个成功案例，实际上，八路军贯彻的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运动游击战”方针，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径庭。
官方党史长期对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参加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持否定态度，全盘否定王明在会上作的报告，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和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王明在会议上的报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观点。1987年开始官方党史开始承认王明报告中有“一些正确意见”，意图表明抗战初期中共就有和国民党合作的意愿。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当天1938.9.29，写给了蒋介石一封亲笔信，在信中盛赞蒋委员长，声称“凡在国人，无不崇仰”。这封信由周恩来在10.4在武汉当面交给蒋介石，但此信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和任何中共官方文件，直到1990年3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未公布全文。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在接到信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开口“两党合作”，闭口“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
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主要精神，即在于他吸收、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农民造反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
陈伯达师承著名的文史专家吴承仕教授，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陈伯达对于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0年3月，周恩来、任弼时一行从莫斯科回延安，在启程前一天周就和毛通了电话，但当他们到达时，只有李富春和其妻子蔡畅在机场迎接，毛在睡觉。两年后，毛却亲自在机场迎接回了地位大不如周的林彪，并携手步入杨家岭的窑洞。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师承斯大林《联共党史》，与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核心包括：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肮脏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是不被允许的；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反对五四运动遗留下来的欧化倾向。
从1934年起，苏联利用盛世才将苏联势力大规模渗入新疆，在全省境内派驻大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苏联“红八团”长期驻守哈密。斯大林为长期控制盛世才，邀请他加入苏共但不允许他参加中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当时收集了有关中共的情报。
1931年末至1933年7月，康生在沪领导“红队”镇压中共变节分子并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因刺杀了调查科史济美而轰动上海。“红队”成员有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长）、项与年（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父）、李士英（曾任上海公安局局长、最高检副检察长、江苏省副省长）、邝惠安等人。
1940年2月，周恩来一行自莫斯科返程时，共产国际为一行人准备了两大箱西式食品和烟酒，以备旅途享用。在旅途中周却提议改用中餐，将两大箱洋点心带回并亲自检查确认无误后交给毛泽东和江青享用。
杨子烈是张国焘夫人，1921年就入党。她是中共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还曾两次付莫斯科深造。1934年中共上海组织遭破坏以后，杨子烈与组织失去联系，国共合作后携子到延安要求恢复其党籍却一直未被信任，那时张国焘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至1938年毛批准她去武汉投奔张国焘也未能恢复。
王实味事件：毕业于北大的中研院文学研究员王实味，受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托派的影响，在延安整风初期的大鸣大放中发表《野百合花》一文，直接挑战毛的“首长特殊制”和仿照苏联的等级差序制度，被毛点名，为刹住“自由化”和鼓噪“民主”而“祭坛”，1947年被康生砍头。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定下的新闻学基调：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否认新闻学具有超阶级属性的特点。1.“党性第一”原则；2.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3. 新闻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4.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5. 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陶铸曾在柯庆施被隔离审查后探望过他，他们俩曾长期在白区工作，与刘少奇的关系比较冷淡。在刘少奇、康生主管的审干中，毛泽东最终对柯庆施和陶铸施以援手，他们俩才没有被康生整死。自此以后两人死命效忠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分别担任中共华东局和中南局第一书记，1953年毛泽东再次出手保护涉事“高岗事件”的陶铸，并在1966年企图调陶铸入中央，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他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最终陶铸不忍对刘少奇过分打击，被毛抛弃。柯庆施在六十年代初曾参与江青策划的反对刘少奇的阴谋，两人均为毛泽东对付刘少奇的两颗棋子。
1943年9月，绥德师范召开持续时间长达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就是余人”。该校甚至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此事被登载在绥德地委的《抗敌报》上。随后来稿越来越踊跃，最小的还有6岁的“特务”
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参加地下斗争被捕，脊椎骨断裂身体无法直立。1938年，邹凤平在成都分配欲投奔昆明的陈野萍（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去宜宾作地下工作。1940年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与张曙时奉命调回延安，在延安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后被认定为“特务”收到批判。他的新婚妻子在压力下也诬陷邹凤平是特务，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后自杀。
古大存是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他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后到延安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和彭真的信任，被委以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他在中央党校一部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并把陶铸的妻子曾志也列为调查对象，但找不到证据，挂起来不给结论两年多。此事让陶铸十分不满。到了五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进行了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大存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
罗荣桓在左倾风暴席卷全党的形势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用灵活的方法处理了山东区的整风审干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没有跟在延安后面搞“抢救”运动，在各大根据地中仅此一家。罗荣桓是唯一幸存的跟随毛参加秋收起义的人，井冈山上与毛共患难，在党内斗争中与毛共沉浮。毛深知罗性格谨慎，不好出风头，无个人野心，在山东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建立了特殊功勋。故罗深得毛的长期信任和重用。
据师哲披露，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处理历史悬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处死了一批“罪行较重”的人，其中有三名苏联人和一个南斯拉夫人，这四个人假道中共根据地去南洋谋生，被途径山西永坪的康生秘密处决，尸体被扔进一口枯井。事后被胡宗南部发现，造成很大轰动，引发不满。
有个名叫王遵极的姑娘，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1939年十九岁的时候奔赴延安。据师哲称其“长相极为漂亮，举止文雅”，在延安整风期间被关押，反复审查均未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议康生夫妇释放她，遭到坚决反对。王遵极最终下落不明。
